吕少七日谈：金庸“失节”？为何“妖魔化”作协？

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栏目介绍】《吕少七日谈》是人民网文化频道2009年6月推出的一档每周文化观察类评弹栏目，每周推出一期，周一更新。每期由人民日报记者、人民网文化频道特约评论员吕绍刚以“锐利、雅趣”的风格观察一周文化时事，不事张扬，但求能为中国文化发展的足迹留下些别样的纪录。

迈克尔·杰克逊死了；五台山申遗成功了；金庸加入中国作协了；29岁市长遭质疑了；重庆高考状元民族身份出问题了……过去这一周，许多事情都可圈可点。

加入作协真是件可耻的事情嘛？

当然，最有说头的，首先还得算金庸。在认可度上，作为仅次于鲁迅的20世纪中国作家，金庸的文学地位毋庸置疑。甚至说，单从读者面来说，他绝对是超过鲁迅的，为华文文学圈之翘楚。

单就其文学成就和名声来说，别说一个小小的作协会员，就是当个作协主席、文化部长，或者是全球华文文学界的“盟主”，也完全是镇得住的。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作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作协变得连三岁孩童都嗤之以鼻。

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要知道，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作协门槛是十分高的，不仅是一种政治身份，而且还直接带来许多福利。据上海的裴毅然先生描述，上世纪50-60年代，一张作协会员证，可换来的福利包括：几斤糖油面肉，一条“飞马牌”以上档次的香烟，还有免费上北戴河疗养。而且，胡山源、谭正璧等一些文化名人，屡次想入而不可入，耿耿于怀。

斗转星移，势易时移。我想，这些福利还可能是有的。只是相对于一个市场竞争相对充分、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来说，这种“体制内 ”的关怀，实在引不起许多有才华的人青睐。从这层意义说，时代是在进步。

所以，韩寒能够向作协一些人开炮。因为他底气很足，能够自力更生。的确，有许多体制内作家，一旦离开作协微薄的工资补助，可能只好抱着一堆没人看的书稿，饿死。

时代很残酷，作协不再是香饽饽。相反，在一些人看来，加入作协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金庸加入作协，被人批评为“晚节不保”。与之同时，中国作协反倒愿意吸纳那些反叛的年轻作家，说得好听点是“伸出橄榄枝”，说得难听点主动把脸贴过去，而对方根本不稀罕。

作协的政治地位依旧，然而文学的声誉与风光不再，这是没必要回避的事实。因为，整个文学的格局早已发生了改变。

不可能再出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了。事实上，这样的时代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文学式微，是一个全球化的话题。市场经济的兴起，读者中心的树立，娱乐方式的多元，网络写作的兴起，文学期刊的没落，也瓦解了体制内文学的出路。

上世纪80年代，说自己是诗人、作家，随处都有饭吃，运气好还能骗来“颜如玉”恩。如今，如果说自己是诗人、作家，不被当成怪物就不错了。没有市场，没有出路。市场的逻辑全面侵占精神领域，即使不愿意也是没办法的。至于呼吁所谓的严肃文学，很多时候，也是一厢情愿。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也有文学自身的问题。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深刻的不美，美的又不深刻，中国近些年的文学在历史尺度与审美尺度上，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平衡点。

然而，所有的问题，并不能全算到作协头上。非体制内的作家，也未见得写出了更好的作品。这是一个时代大环境所致，文化原创力匮乏。

更何况，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使有过抄袭的作协主席、会员，有过“幸福诗人”的作协主席，有着一心想做官的作协主席，但各省的作协主席，大部分还是具有相当实绩的。中国作协依旧是中国文学界最有力的组织结构。

客观地看待作协，才能客观地看待金庸加入作协。金庸加入中国作协，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意愿问题，也不简单是一个文学话题。中国作协自诞生之日起，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完成作家在组织上的全国统制。

长期以来，大陆文学与港澳台文学是分开叙述的，无论是技法还是表现的主题上，都有着相当多的不同。金庸严格来说，不是有着香港意识的本土作家，而是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作家。但尽管如此，他在港澳台地区影响力不可小视。他加入作协，统战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文学意义。而且，如果随着越来越多的港澳台作家，加入中国作协，增进交流，也必将促进中国文学史的全面叙述。

所以，文化、文学的话题，有时也必须从政治的角度来考察。并不是关于政治的，就一定是坏的，关键看这种政治处理何种关系，达成了怎样的效果。

29岁市长风波折射出官本位文化深入骨髓

反过来，政治话题，有时也需要从文化、文学的角度来考察。湖北29岁市长惹争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9岁当上正处，在当代中国实属正常，本没有希奇的。人们在质疑的背后，流露的是一种强烈的渴望：真的希望看到一位毫无背景、关系，通过个人奋斗，能走上高位的。

这种真诚的渴望，却同样真诚地暴露出了官本位文化，已深入社会骨髓。中国千百年来，官僚体制的权力，都过于强大。因为官僚集团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必须要经常欺上瞒下，才能保障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它们本质上是趋于保守的。政治，需要高超的智慧，要善于平衡，然而，往往于人的精神，却是基本为零，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且不说，单就思想领域来说，它是需要不断重复与复制的，与创新是相悖的。

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无数优秀的年轻人，前赴后继投入到官场之中，并接受熏陶。所以，可怕的并非这位市长年轻，而在于作为年轻干部，本应该给我们的政治体制带去新鲜血液，然而他却已经超前的“老成”、“低调”，完全一位老干部的作派。这对于国家政治文明的发展，实在难说是一件好事。

干部的新老交替，十分正常。何时年轻干部不再受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质疑，恐怕还得有待整个社会官本位观念的破除。如果不享受特权，只要能为大家服务，做人民的公仆，管他是29岁还是69岁，又有什么好质疑的呢？

官本位的害处还在于以学而优则仕、急功近利的方式，将全社会最优秀的智力资源都吸引去充当技术官僚，继续强化了保守的官僚体制不说，同时也削弱了文化创新的资源。

政治与文化，在很多时候的结合程度，远远超出人的想像。也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说，当前大力提倡的文化体制改革，有着深远的意义。不仅是释放生产力，也是在解放思想，拓宽文化创新的空间，进而促进政治制度的改革，很是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