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农民比知识分子更孤独

雷达

来源：人民网-《京华时报》

小说写了跨越70年的两次寻找——“姥爷”杨百顺和“外孙”牛爱国各自寻找背叛了自己的妻子及奸夫以报仇，但那只是一种“假找”，后来发现，他们真正要找的，是一句贴心窝子的话。为了这句话，他们宁可流浪天涯，踏遍异乡；他们或出走，或回归，但这句话居然没有找到，或找到的并非他们想要的。小说写的就是这个，你能不感到惊异吗？

比如，杨百顺找到了仇人，他发现妻子和奸夫偏能说得上话，于是他明白了，相互说不上话是人生最大的失败，亮出的刀子掖了回去。再比如，曹青娥与拖拉机手侯宝山之间话不多，却心心相印，于是私奔的失败，成为曹青娥一生最大的憾恨。尽管小说中的人物为了一句话，为了找“说得上话的人”而奔走，而流浪，但作为一部40万言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到底要表达什么，仍是一个必须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在我看来，它其实是表达了人物无法言传的，却像影子一样跟着人的孤独和苦闷；表达了人的精神上的孤立无援状态；于是人 希望说得上话，希望解除孤独，希望被理解，希望得到人与人的沟通和温暖的 抚慰。就像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一样，世上人人都孤独，永远都在努力摆脱孤独，以致不惜人力地制造某种虚假的响动和声音。

孤独，这不是好多名著都表现过或涉及过的吗，这部小说有何稀奇呢？依我看，不同的是，它首先并不认为孤独只是知识者、精英者的专有，而是认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引车卖浆者，心灵深处同样存在着孤独，甚至“民工比知识分子更孤独”，而这种中国经验的农民式的孤独感，几乎还没有在文学中得到过专门的表现。它的不同凡响还在于，刘震云发现了“说话”——“谁在说话”和“说给谁听”最能洞悉人的孤独状态。说话是人的心灵密码，深奥难测啊。所以，用一部长篇小说的巨大篇幅来表现人的这种渴求和热望，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观。

是的，奇就奇在，这是一部用极端形而下的写实笔墨来传达极端形而上的精神存在状态的作品。形而下不但表现在写了大量小人物，吃和住的繁琐，亲和疏的烦恼，爱与恨的缠绕，写了杀猪的、打铁的、剃头的、卖馒头的、耍猴的、喊丧的、卖豆腐的、传教的，形形色色人物，而且直面众生，几乎可以看作中国农民的一部流浪史。但它更是形而上的，它写了无言的憋闷，人与人的难以“过心”，写了寻找寄托，寻找朋友，寻找友爱，挣脱困境的千古难题。我们也可以说，它写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像“面子”是中国人的性命般要紧的东西一样，能否说得上话，能否说得着，也是带根本性的一大发现。现今常说的诚信缺失，友爱难求即是。有时，你把别人当朋友，别人并不拿你当朋友，何其痛哉！刘震云就是这样探索着中国人的精神存在方式，尤其是探究平民、黔首、苍生们的精神存在方式，更深层地揭示乡土之魂。

刘震云的叙述是富有魔力的，不凭依情节、故事、传奇，而是凭借本色的“说话”，即是一奇。小说始终让人沉浸在阅读快感中，拿起放不下。语句简洁、洗练，却是连环套式的，否定之否定式的，像螺丝扣一样越拧越紧的句法。比如：七个月前逃回山西，是怕出人命；现在就是出人命，为了这句话也值得；问题是现在出人命也不能了，过去的关节都不存在了。但我又想，这里有无缺乏节制的问题？有无话语膨胀的问题？作者是不是也沉浸在这种言说的快感中，自失而不能自拔？当这种连环套式的言说本身成为目的时，有些章节是否会显得空洞？但无论怎样，我都认为刘震云绝对是一个有着独特而尖锐的个性风格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