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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标题:    三维民族与二维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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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精神分析

三维民族与二维民族

朱大可

平面,寻求面积的广度,像一张被不断摊薄的大饼,以致紫禁城成了全球最大的皇宫。毛时代的建筑师接管了这种美学,以广场的名义,继续扩张旧皇宫的领地,把帝国的二维梦想推到城市的边缘。二维民族从此被切成两半:宫殿是最高领袖的书房,而广场则是人民行礼的地点。 目前遗存的故宫太和殿, 建在高约8米的3层台基上,自身高约35米,梁架由72根大木柱(称为金柱)支承,是紫禁城中最高大的木构建筑。唐代长安九成宫主殿的残存夯土基址,高出现代地面7米左右,显示当时建筑整体的高度,至少应在20米以上,跟明清宫殿的格局基本相似。从唐代到明代,宫殿的高度保持了内在的统一。但到了帝国晚期,建筑的制高点已经不是宫殿本身,而是围绕宫殿的院墙(如紫禁城午门城楼)。高度指涉了军事防卫的需要,却跟宗教信仰毫无干系。 为了跟无法高大的宫殿相匹配,对民居高度的限定变得紧迫起来。这是专制帝国的政治要求。它下令民居保持低矮的状态,而任何超越皇宫的行为都被视为叛逆。人民接受了这种二维化的律令,并在这种美学指导下成长为二维民族。水平方向的扩展,是建筑自我生长的唯一方式。那是四合院的某种物理延伸,向四个方向作矩形扩散,犹如时间的波纹。经过数千年的经营,这种二维的建筑苔藓,便覆盖了整个远东地区。 湖南凤凰民居:这种二维的建筑苔藓,便覆盖了整个远东地区 中国人民臣服皇帝的命令,小心翼翼地保持单层或双层的建筑格局。其中最典型的是北京四合院和福州的“三坊七巷”。建于清代的福州四乐轩,占地达24500平方米,大小厅堂有42座,住房则多达793间,它们在一个有限的平面上分布,具有惊人的居住密度。其中主宅维系着原初的对称结构,但以后扩展的侧院,便陷入随机和自由布局的混乱状态。 这种平面延展的二维格局,就是迷宫诞生的原因。后期扩张的住宅,超出了预谋的规划,俨然是畸形生长的肿瘤,制造着剧烈的迷宫效应,把居者变成迷失价值方向的老鼠,而且没有任何向第三维突围的企图。狭窄的巷子、错乱的走廊、光线黯淡的门道、杂乱无章的院落,人民在其间行走,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存,即便在人口剧增的年代,他们也毫无怨言。人民匍匐在大地,互相密切地搡挤着,为皇帝的秩序护航。 导致这种大地情结的原因,不仅在于帝国的严酷律法,更在于儒家伦理的整合体系。国家礼教吁请人民保持最低的高度,也就是恪守与草根齐眉的地位,以执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四项基本原则。闽东及其周围地带是儒家的据点,唐宋以来,它一直是重要的科举基地,向帝国输送了大批优秀的文官。儒学控制下的宗族及其家法,是帝国最忠实的卫士,坚定地看守着建筑的二维特性,以维系帝国的伦理信条。这是政治秩序在建筑学上的精密转换。我们可以看见,在那些密集的居室里,到处分布着励志的匾额和楹联,以及讲述儒家道德故事的木雕,那些格言和故事加强了道德管束的力度。从建筑物和话语这两个层面入手,儒家制造出世界上最复杂的迷宫。 二维民族形成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先秦时代的狂热消退之后,帝国的建筑师日益趋于理性,他们逐渐意识到,建筑高度并非是确立国家威权的唯一途径。臣民的跪拜仪式,业已解决了尊卑与高低的问题。正是中国人率先发现了身体建筑的非凡意义——它可以代替物体建筑的功能,完成等级秩序的设定,以实现皇帝至上的威权伦理。长期以来,下跪成为普遍运用的规则,它首先要求膝盖弯曲着地,继而要求头颅磕向大地,身躯被两度折叠之后,高度急剧下降,与大地合二为一。 《紫禁城的回忆-上奏》:膝盖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下跪,以此表达谦卑、顺从和乞求的语义 这其实就是身体矮化的修辞,也是身体建筑的全部意义。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膝盖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下跪,以此表达谦卑、顺从和乞求的语义。这种“膝盖政治”甚至引发了一些近代外交笑话,例如,当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宫廷并拒绝向皇帝下跪时,包括林则徐和徐桐在内的中国官员,都发出了轻蔑的窃笑,以为他们是一些可怜的没有膝盖的怪物,只要用竹竿就能将其轻易击倒。 正是由于中国人的卓越发现,政治等级的划分变得轻而易举。帝国借助身体建筑的这一功能,以最低的财政成本,绕过了宫室建筑的技术困境。在我看来,这是被李约瑟先生所严重忽略的“第N发明”,它超越木质文明的范畴,把华夏民族的低矮身影,映射在历史的沉重书页上。 在实施人民矮化策略的同时,帝国的被压抑的垂直政治,奋然转

垂直型建筑和水平型建筑,这一美学分野支配了人类建筑的全部历史。从埃及金字塔到雅典卫城,几乎所有的著名石质建筑都拥戴以下三项基本原则:1、必须以垂直线为轴心;2、必须尽其可能地寻求垂直轴心的高度;3、有必要的话,利用金字塔式的水平扩张来推升高度。这就是垂直型建筑的信念,它制造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巴别塔计划”。《圣经旧约》宣称,在古巴比伦时代,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卷入了建造天梯式建筑的狂飙。耶和华用变乱语言的方式,阻止了这场建筑学叛乱,但“巴别塔计划”并未消失,而是成为文明深处的隐痛,并要历史的缝隙中继续生长。

向了水平政治,也就是尽其可能地掠夺和征服土地,以增大帝国的领土面积。这是君主及其文官集团的主要嗜好。在广义的范畴里,国土就是最宏大的建筑,被用来收藏人民、土地、粮食和赋税。征服者的身影,因土地的广阔性而变得高大起来。所有受到热烈称颂的君主,如秦始皇、汉武帝和康熙帝,都是国土的伟大征服者,相反,那些丧地者则成为民族的可耻罪人。正是基于这种农业政治学理想,二维民族超越建筑本体的限定,把边界外推到遥远的蛮荒之地。常识告诉我们,从大禹治水开始到满清帝国晚期,在近万年的漫长历史中,土地的二维广阔性,始终是帝国的最高信念。 回到狭义建筑的议题上来,我们不难发现,在严密管制的缝隙里,也就是在帝国权力难以企及的地带,建筑违制的事件层出不穷。闽粤交界客家人聚居地区,圆形土楼一般高达三、四层(永定土楼),最高可到五层(漳州和南靖土楼),在没有基座的情况下达12米以上,完全可以跟皇帝的住所抗衡。为了防范盗匪,它们被筑成一些坚固的城堡,拥有护城河与吊桥,以及碉堡式的枪眼,被大片烟叶田所环绕。越过无尽重叠的山峦,皇帝的威权遭到了客家人的藐视。 客家土楼:在帝国权力难以企及的地带,建筑违制的事件层出不穷 与客家人遥相呼应的,是源自印度的佛教。它坚持对高度的诉求,却获得了中国皇帝的特许。尽管跪拜早已是身体在寺庙里的主要姿态,僧人们还是坚持修造更为高大的建筑,以完成对阳具和金刚杵的摹写,这就是宝塔现身的原因。它要传递印度次大陆的信念,并成为坟墓和转世的隐喻。宝塔的高度大多在60~70米之间,如大理唐代千寻塔,为密檐式方形空心砖塔,高达69.13,可能是现存的最高佛塔。其他著名宝塔如西安大雁塔、南京大报恩寺塔和山西应县木塔等,都在这个标段之内,早已逾越了宫廷屋脊的高度。 但佛塔没有自我燃烧的动向。与哥特式教堂的火焰相比,它们不过是被天神蓄意拉长的坟茔,伫立于寺院的角隅,看守着众高僧的骨殖(又称“佛骨”或“舍利子”)。而从宏观叙事的角度看,它们更像是一些坚硬的阳具,刺破皇帝的龙袍,去改造二维世界的单调风景。在帝国的管制史上,“反叛的建筑学”似乎从未放弃飞跃的企图。但这是极其微弱的希望。在人民获得自由和尊严之前,它不能改变建筑扁平化的命运,也无力超越二维民族的历史本性。(作者:朱大可,原载《先锋中国评论》20081月号) 杰夫上传

哥特式教堂就是最鲜明的例证,它重现了“巴别塔计划”的本性。它的骨架使用高大的铁拱,并就此创造了建筑奇迹。德国的科隆大教堂中厅高达48米,而德国乌尔姆市教堂钟塔甚至高达161米,企及了当时建筑工艺的极限。教会要藉此表达离弃尘土和亲近上帝的神学意图。那些高耸的尖顶犹如探针,查验着神的存在,令其感到了轻微的疼痛。它们也是一些犀利的叫喊,回旋在上帝的领地,从那里听取天堂里的回声。不仅如此,哥特式建筑的所有构件都是尖耸的,加上那些彩绘玻璃和各种瘦长的雕塑,环绕垂直轴心运转,由此构成火焰燃烧的态势。它是竖起来的灵魂战车,向着上帝的领地飞跃。

建筑的精神分析三维民族与二维民族 垂直型建筑和水平型建筑,这一美学分野支配了人类建筑的全部历史。从埃及金字塔到雅典卫城,几乎所有的著名石质建筑都拥戴以下三项基本原则:1、必须以垂直线为轴心;2、必须尽其可能地寻求垂直轴心的高度;3、有必要的话,利用金字塔式的水平扩张来推升高度。这就是垂直型建筑的信念,它制造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巴别塔计划”。《圣经旧约》宣称,在古巴比伦时代,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卷入了建造天梯式建筑的狂飙。耶和华用变乱语言的方式,阻止了这场建筑学叛乱,但“巴别塔计划”并未消失,而是成为文明深处的隐痛,并要历史的缝隙中继续生长。 哥特式教堂就是最鲜明的例证,它重现了“巴别塔计划”的本性。它的骨架使用高大的铁拱,并就此创造了建筑奇迹。德国的科隆大教堂中厅高达48米,而德国乌尔姆市教堂钟塔甚至高达161米,企及了当时建筑工艺的极限。教会要藉此表达离弃尘土和亲近上帝的神学意图。那些高耸的尖顶犹如探针,查验着神的存在,令其感到了轻微的疼痛。它们也是一些犀利的叫喊,回旋在上帝的领地,从那里听取天堂里的回声。不仅如此,哥特式建筑的所有构件都是尖耸的,加上那些彩绘玻璃和各种瘦长的雕塑,环绕垂直轴心运转,由此构成火焰燃烧的态势。它是竖起来的灵魂战车,向着上帝的领地飞跃。 哥特式教堂是颤栗、狂热、病态和神经质的教会表达。这是中古神启时代终结前的最后一次照耀,它要从一个极端的立场,重申对神的最后敬意。就在中世纪动身离去之后,尼采姗姗来临了。这个不信神的男人,用哥特式的语法,喊出了“上帝死了”的梦呓。上帝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上帝掉过头去,藏起了他无所不在的脸。 德国科隆大教堂:它是竖起来的灵魂战车,向着上帝的领地飞跃 资本主义精神吸纳了有关高度的语法,把现代化楼厦变成拜物教的圣殿。它们高耸在曼哈顿街区,仿佛是科隆大教堂的翻版,但它们没有戏剧性的尖刺,也没有火焰升起的光亮,只有一些理性的玻璃盒子,可以折射太阳和星辰的光芒。它们不是上帝的玩具,而是被续写的“巴别塔计划”,俨然是尼采精神的回声,挑战神的古老威权。遍及欧美的货币教义,全力支持这种高度的挑衅。它罔顾911事件的击打,不断刷新建筑工程学极限,向1000米的高度奋力冲刺。 关于高度,我们已经看到了两种对立的语法。敬神的和渎神的,彼此截然不同,却在垂直高度上结成了同盟。毫无疑问,高度自身就是一种伟大的话语,人因这种话语而发生精神分裂:它一方面修正头颅的姿态,强烈要求人的仰视,并藉此自证着人的渺小性,而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人之造物而表达人的伟大性。这自我矛盾的“巴别塔计划”,喊出了人与神的双重伟大。 正是从这种垂直关怀里诞生了三维的民族,它要竭力从二维的平面中挣扎而出,向天空无限升华。这是传统基督教国家所具有的精神特性。“巴别塔计划”表达了向上超越的传统。在大地和天空之间,信念的天梯在坚持不懈地爬升。但丁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言人,他的《神曲》,构筑天堂-炼狱-地狱的三界二十七层体系,环绕垂直的神学轴心,形成哥特式的话语模型。轴心的最底端是地狱的黑暗,而在轴心的最高端,则是天堂的无限光明。渴望终极关怀的灵魂,在维吉尔引领下展开垂直向度的长征。这是深渊里的求告和自我超越的火焰,但它的微光却照亮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行人。是的,但丁的话语建筑,就是三维民族的诗意隐喻。 但丁《神曲》插图:但丁的话语建筑,就是三维民族的诗意隐喻 但在远东地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恪守着大地的法则,坚持以二维的方式在世。整个东亚细亚遍布着这类二维民族,它们匍匐在大地上,保持跪拜的姿势,并且把这种姿势延展到建筑物。在那些跪式建筑和卧式建筑的现场,至高无上的皇帝笑纳了这种礼仪。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三维结构,但它的高度遭到了王室的垄断。奇怪的是,这种被垄断的标高曾经达到惊人的程度。仅以公元前600年前后的吴国姑苏台为例,根据《越绝书》记载,这座离宫的高达二百里,约在一万米左右,比全球最高山珠穆朗玛峰更高,尽管这个数据被严重夸大,却足以表达史官对政治建筑的热烈诉求。 然而,华夏帝国对宫廷高度的梦想,却面临木质结构的致命性限定。中国宫殿不能形成自我叠加的多层结构,而单层建筑则完全依赖屋顶、柱子和地基的高度,要是没有自然山体的加入和垫高,空间的第三维突破将无法实现。宫式建筑便只能转向二维

哥特式教堂是颤栗、狂热、病态和神经质的教会表达。这是中古神启时代终结前的最后一次照耀,它要从一个极端的立场,重申对神的最后敬意。就在中世纪动身离去之后,尼采姗姗来临了。这个不信神的男人,用哥特式的语法,喊出了“上帝死了”的梦呓。上帝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上帝掉过头去,藏起了他无所不在的脸。

德国科隆大教堂:它是竖起来的灵魂战车,向着上帝的领地飞跃

建筑的精神分析三维民族与二维民族 垂直型建筑和水平型建筑,这一美学分野支配了人类建筑的全部历史。从埃及金字塔到雅典卫城,几乎所有的著名石质建筑都拥戴以下三项基本原则:1、必须以垂直线为轴心;2、必须尽其可能地寻求垂直轴心的高度;3、有必要的话,利用金字塔式的水平扩张来推升高度。这就是垂直型建筑的信念,它制造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巴别塔计划”。《圣经旧约》宣称,在古巴比伦时代,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卷入了建造天梯式建筑的狂飙。耶和华用变乱语言的方式,阻止了这场建筑学叛乱,但“巴别塔计划”并未消失,而是成为文明深处的隐痛,并要历史的缝隙中继续生长。 哥特式教堂就是最鲜明的例证,它重现了“巴别塔计划”的本性。它的骨架使用高大的铁拱,并就此创造了建筑奇迹。德国的科隆大教堂中厅高达48米,而德国乌尔姆市教堂钟塔甚至高达161米,企及了当时建筑工艺的极限。教会要藉此表达离弃尘土和亲近上帝的神学意图。那些高耸的尖顶犹如探针,查验着神的存在,令其感到了轻微的疼痛。它们也是一些犀利的叫喊,回旋在上帝的领地,从那里听取天堂里的回声。不仅如此,哥特式建筑的所有构件都是尖耸的,加上那些彩绘玻璃和各种瘦长的雕塑,环绕垂直轴心运转,由此构成火焰燃烧的态势。它是竖起来的灵魂战车,向着上帝的领地飞跃。 哥特式教堂是颤栗、狂热、病态和神经质的教会表达。这是中古神启时代终结前的最后一次照耀,它要从一个极端的立场,重申对神的最后敬意。就在中世纪动身离去之后,尼采姗姗来临了。这个不信神的男人,用哥特式的语法,喊出了“上帝死了”的梦呓。上帝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上帝掉过头去,藏起了他无所不在的脸。 德国科隆大教堂:它是竖起来的灵魂战车,向着上帝的领地飞跃 资本主义精神吸纳了有关高度的语法,把现代化楼厦变成拜物教的圣殿。它们高耸在曼哈顿街区,仿佛是科隆大教堂的翻版,但它们没有戏剧性的尖刺,也没有火焰升起的光亮,只有一些理性的玻璃盒子,可以折射太阳和星辰的光芒。它们不是上帝的玩具,而是被续写的“巴别塔计划”,俨然是尼采精神的回声,挑战神的古老威权。遍及欧美的货币教义,全力支持这种高度的挑衅。它罔顾911事件的击打,不断刷新建筑工程学极限,向1000米的高度奋力冲刺。 关于高度,我们已经看到了两种对立的语法。敬神的和渎神的,彼此截然不同,却在垂直高度上结成了同盟。毫无疑问,高度自身就是一种伟大的话语,人因这种话语而发生精神分裂:它一方面修正头颅的姿态,强烈要求人的仰视,并藉此自证着人的渺小性,而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人之造物而表达人的伟大性。这自我矛盾的“巴别塔计划”,喊出了人与神的双重伟大。 正是从这种垂直关怀里诞生了三维的民族,它要竭力从二维的平面中挣扎而出,向天空无限升华。这是传统基督教国家所具有的精神特性。“巴别塔计划”表达了向上超越的传统。在大地和天空之间,信念的天梯在坚持不懈地爬升。但丁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言人,他的《神曲》,构筑天堂-炼狱-地狱的三界二十七层体系,环绕垂直的神学轴心,形成哥特式的话语模型。轴心的最底端是地狱的黑暗,而在轴心的最高端,则是天堂的无限光明。渴望终极关怀的灵魂,在维吉尔引领下展开垂直向度的长征。这是深渊里的求告和自我超越的火焰,但它的微光却照亮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行人。是的,但丁的话语建筑,就是三维民族的诗意隐喻。 但丁《神曲》插图:但丁的话语建筑,就是三维民族的诗意隐喻 但在远东地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恪守着大地的法则,坚持以二维的方式在世。整个东亚细亚遍布着这类二维民族,它们匍匐在大地上,保持跪拜的姿势,并且把这种姿势延展到建筑物。在那些跪式建筑和卧式建筑的现场,至高无上的皇帝笑纳了这种礼仪。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三维结构,但它的高度遭到了王室的垄断。奇怪的是,这种被垄断的标高曾经达到惊人的程度。仅以公元前600年前后的吴国姑苏台为例,根据《越绝书》记载,这座离宫的高达二百里,约在一万米左右,比全球最高山珠穆朗玛峰更高,尽管这个数据被严重夸大,却足以表达史官对政治建筑的热烈诉求。 然而,华夏帝国对宫廷高度的梦想,却面临木质结构的致命性限定。中国宫殿不能形成自我叠加的多层结构,而单层建筑则完全依赖屋顶、柱子和地基的高度,要是没有自然山体的加入和垫高,空间的第三维突破将无法实现。宫式建筑便只能转向二维

资本主义精神吸纳了有关高度的语法,把现代化楼厦变成拜物教的圣殿。它们高耸在曼哈顿街区,仿佛是科隆大教堂的翻版,但它们没有戏剧性的尖刺,也没有火焰升起的光亮,只有一些理性的玻璃盒子,可以折射太阳和星辰的光芒。它们不是上帝的玩具,而是被续写的“巴别塔计划”,俨然是尼采精神的回声,挑战神的古老威权。遍及欧美的货币教义,全力支持这种高度的挑衅。它罔顾911事件的击打,不断刷新建筑工程学极限,向1000米的高度奋力冲刺。

关于高度,我们已经看到了两种对立的语法。敬神的和渎神的,彼此截然不同,却在垂直高度上结成了同盟。毫无疑问,高度自身就是一种伟大的话语,人因这种话语而发生精神分裂:它一方面修正头颅的姿态,强烈要求人的仰视,并藉此自证着人的渺小性,而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人之造物而表达人的伟大性。这自我矛盾的“巴别塔计划”,喊出了人与神的双重伟大。

平面,寻求面积的广度,像一张被不断摊薄的大饼,以致紫禁城成了全球最大的皇宫。毛时代的建筑师接管了这种美学,以广场的名义,继续扩张旧皇宫的领地,把帝国的二维梦想推到城市的边缘。二维民族从此被切成两半:宫殿是最高领袖的书房,而广场则是人民行礼的地点。 目前遗存的故宫太和殿, 建在高约8米的3层台基上,自身高约35米,梁架由72根大木柱(称为金柱)支承,是紫禁城中最高大的木构建筑。唐代长安九成宫主殿的残存夯土基址,高出现代地面7米左右,显示当时建筑整体的高度,至少应在20米以上,跟明清宫殿的格局基本相似。从唐代到明代,宫殿的高度保持了内在的统一。但到了帝国晚期,建筑的制高点已经不是宫殿本身,而是围绕宫殿的院墙(如紫禁城午门城楼)。高度指涉了军事防卫的需要,却跟宗教信仰毫无干系。 为了跟无法高大的宫殿相匹配,对民居高度的限定变得紧迫起来。这是专制帝国的政治要求。它下令民居保持低矮的状态,而任何超越皇宫的行为都被视为叛逆。人民接受了这种二维化的律令,并在这种美学指导下成长为二维民族。水平方向的扩展,是建筑自我生长的唯一方式。那是四合院的某种物理延伸,向四个方向作矩形扩散,犹如时间的波纹。经过数千年的经营,这种二维的建筑苔藓,便覆盖了整个远东地区。 湖南凤凰民居:这种二维的建筑苔藓,便覆盖了整个远东地区 中国人民臣服皇帝的命令,小心翼翼地保持单层或双层的建筑格局。其中最典型的是北京四合院和福州的“三坊七巷”。建于清代的福州四乐轩,占地达24500平方米,大小厅堂有42座,住房则多达793间,它们在一个有限的平面上分布,具有惊人的居住密度。其中主宅维系着原初的对称结构,但以后扩展的侧院,便陷入随机和自由布局的混乱状态。 这种平面延展的二维格局,就是迷宫诞生的原因。后期扩张的住宅,超出了预谋的规划,俨然是畸形生长的肿瘤,制造着剧烈的迷宫效应,把居者变成迷失价值方向的老鼠,而且没有任何向第三维突围的企图。狭窄的巷子、错乱的走廊、光线黯淡的门道、杂乱无章的院落,人民在其间行走,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存,即便在人口剧增的年代,他们也毫无怨言。人民匍匐在大地,互相密切地搡挤着,为皇帝的秩序护航。 导致这种大地情结的原因,不仅在于帝国的严酷律法,更在于儒家伦理的整合体系。国家礼教吁请人民保持最低的高度,也就是恪守与草根齐眉的地位,以执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四项基本原则。闽东及其周围地带是儒家的据点,唐宋以来,它一直是重要的科举基地,向帝国输送了大批优秀的文官。儒学控制下的宗族及其家法,是帝国最忠实的卫士,坚定地看守着建筑的二维特性,以维系帝国的伦理信条。这是政治秩序在建筑学上的精密转换。我们可以看见,在那些密集的居室里,到处分布着励志的匾额和楹联,以及讲述儒家道德故事的木雕,那些格言和故事加强了道德管束的力度。从建筑物和话语这两个层面入手,儒家制造出世界上最复杂的迷宫。 二维民族形成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先秦时代的狂热消退之后,帝国的建筑师日益趋于理性,他们逐渐意识到,建筑高度并非是确立国家威权的唯一途径。臣民的跪拜仪式,业已解决了尊卑与高低的问题。正是中国人率先发现了身体建筑的非凡意义——它可以代替物体建筑的功能,完成等级秩序的设定,以实现皇帝至上的威权伦理。长期以来,下跪成为普遍运用的规则,它首先要求膝盖弯曲着地,继而要求头颅磕向大地,身躯被两度折叠之后,高度急剧下降,与大地合二为一。 《紫禁城的回忆-上奏》:膝盖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下跪,以此表达谦卑、顺从和乞求的语义 这其实就是身体矮化的修辞,也是身体建筑的全部意义。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膝盖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下跪,以此表达谦卑、顺从和乞求的语义。这种“膝盖政治”甚至引发了一些近代外交笑话,例如,当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宫廷并拒绝向皇帝下跪时,包括林则徐和徐桐在内的中国官员,都发出了轻蔑的窃笑,以为他们是一些可怜的没有膝盖的怪物,只要用竹竿就能将其轻易击倒。 正是由于中国人的卓越发现,政治等级的划分变得轻而易举。帝国借助身体建筑的这一功能,以最低的财政成本,绕过了宫室建筑的技术困境。在我看来,这是被李约瑟先生所严重忽略的“第N发明”,它超越木质文明的范畴,把华夏民族的低矮身影,映射在历史的沉重书页上。 在实施人民矮化策略的同时,帝国的被压抑的垂直政治,奋然转

正是从这种垂直关怀里诞生了三维的民族,它要竭力从二维的平面中挣扎而出,向天空无限升华。这是传统基督教国家所具有的精神特性。“巴别塔计划”表达了向上超越的传统。在大地和天空之间,信念的天梯在坚持不懈地爬升。但丁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言人,他的《神曲》,构筑天堂-炼狱-地狱的三界二十七层体系,环绕垂直的神学轴心,形成哥特式的话语模型。轴心的最底端是地狱的黑暗,而在轴心的最高端,则是天堂的无限光明。渴望终极关怀的灵魂,在维吉尔引领下展开垂直向度的长征。这是深渊里的求告和自我超越的火焰,但它的微光却照亮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行人。是的,但丁的话语建筑,就是三维民族的诗意隐喻。

平面,寻求面积的广度,像一张被不断摊薄的大饼,以致紫禁城成了全球最大的皇宫。毛时代的建筑师接管了这种美学,以广场的名义,继续扩张旧皇宫的领地,把帝国的二维梦想推到城市的边缘。二维民族从此被切成两半:宫殿是最高领袖的书房,而广场则是人民行礼的地点。 目前遗存的故宫太和殿, 建在高约8米的3层台基上,自身高约35米,梁架由72根大木柱(称为金柱)支承,是紫禁城中最高大的木构建筑。唐代长安九成宫主殿的残存夯土基址,高出现代地面7米左右,显示当时建筑整体的高度,至少应在20米以上,跟明清宫殿的格局基本相似。从唐代到明代,宫殿的高度保持了内在的统一。但到了帝国晚期,建筑的制高点已经不是宫殿本身,而是围绕宫殿的院墙(如紫禁城午门城楼)。高度指涉了军事防卫的需要,却跟宗教信仰毫无干系。 为了跟无法高大的宫殿相匹配,对民居高度的限定变得紧迫起来。这是专制帝国的政治要求。它下令民居保持低矮的状态,而任何超越皇宫的行为都被视为叛逆。人民接受了这种二维化的律令,并在这种美学指导下成长为二维民族。水平方向的扩展,是建筑自我生长的唯一方式。那是四合院的某种物理延伸,向四个方向作矩形扩散,犹如时间的波纹。经过数千年的经营,这种二维的建筑苔藓,便覆盖了整个远东地区。 湖南凤凰民居:这种二维的建筑苔藓,便覆盖了整个远东地区 中国人民臣服皇帝的命令,小心翼翼地保持单层或双层的建筑格局。其中最典型的是北京四合院和福州的“三坊七巷”。建于清代的福州四乐轩,占地达24500平方米,大小厅堂有42座,住房则多达793间,它们在一个有限的平面上分布,具有惊人的居住密度。其中主宅维系着原初的对称结构,但以后扩展的侧院,便陷入随机和自由布局的混乱状态。 这种平面延展的二维格局,就是迷宫诞生的原因。后期扩张的住宅,超出了预谋的规划,俨然是畸形生长的肿瘤,制造着剧烈的迷宫效应,把居者变成迷失价值方向的老鼠,而且没有任何向第三维突围的企图。狭窄的巷子、错乱的走廊、光线黯淡的门道、杂乱无章的院落,人民在其间行走,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存,即便在人口剧增的年代,他们也毫无怨言。人民匍匐在大地,互相密切地搡挤着,为皇帝的秩序护航。 导致这种大地情结的原因,不仅在于帝国的严酷律法,更在于儒家伦理的整合体系。国家礼教吁请人民保持最低的高度,也就是恪守与草根齐眉的地位,以执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四项基本原则。闽东及其周围地带是儒家的据点,唐宋以来,它一直是重要的科举基地,向帝国输送了大批优秀的文官。儒学控制下的宗族及其家法,是帝国最忠实的卫士,坚定地看守着建筑的二维特性,以维系帝国的伦理信条。这是政治秩序在建筑学上的精密转换。我们可以看见,在那些密集的居室里,到处分布着励志的匾额和楹联,以及讲述儒家道德故事的木雕,那些格言和故事加强了道德管束的力度。从建筑物和话语这两个层面入手,儒家制造出世界上最复杂的迷宫。 二维民族形成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先秦时代的狂热消退之后,帝国的建筑师日益趋于理性,他们逐渐意识到,建筑高度并非是确立国家威权的唯一途径。臣民的跪拜仪式,业已解决了尊卑与高低的问题。正是中国人率先发现了身体建筑的非凡意义——它可以代替物体建筑的功能,完成等级秩序的设定,以实现皇帝至上的威权伦理。长期以来,下跪成为普遍运用的规则,它首先要求膝盖弯曲着地,继而要求头颅磕向大地,身躯被两度折叠之后,高度急剧下降,与大地合二为一。 《紫禁城的回忆-上奏》:膝盖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下跪,以此表达谦卑、顺从和乞求的语义 这其实就是身体矮化的修辞,也是身体建筑的全部意义。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膝盖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下跪,以此表达谦卑、顺从和乞求的语义。这种“膝盖政治”甚至引发了一些近代外交笑话,例如,当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宫廷并拒绝向皇帝下跪时,包括林则徐和徐桐在内的中国官员,都发出了轻蔑的窃笑,以为他们是一些可怜的没有膝盖的怪物,只要用竹竿就能将其轻易击倒。 正是由于中国人的卓越发现,政治等级的划分变得轻而易举。帝国借助身体建筑的这一功能,以最低的财政成本,绕过了宫室建筑的技术困境。在我看来,这是被李约瑟先生所严重忽略的“第N发明”,它超越木质文明的范畴,把华夏民族的低矮身影,映射在历史的沉重书页上。 在实施人民矮化策略的同时,帝国的被压抑的垂直政治,奋然转

但丁《神曲》插图:但丁的话语建筑,就是三维民族的诗意隐喻

但在远东地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恪守着大地的法则,坚持以二维的方式在世。整个东亚细亚遍布着这类平面,寻求面积的广度,像一张被不断摊薄的大饼,以致紫禁城成了全球最大的皇宫。毛时代的建筑师接管了这种美学,以广场的名义,继续扩张旧皇宫的领地,把帝国的二维梦想推到城市的边缘。二维民族从此被切成两半:宫殿是最高领袖的书房,而广场则是人民行礼的地点。 目前遗存的故宫太和殿, 建在高约8米的3层台基上,自身高约35米,梁架由72根大木柱(称为金柱)支承,是紫禁城中最高大的木构建筑。唐代长安九成宫主殿的残存夯土基址,高出现代地面7米左右,显示当时建筑整体的高度,至少应在20米以上,跟明清宫殿的格局基本相似。从唐代到明代,宫殿的高度保持了内在的统一。但到了帝国晚期,建筑的制高点已经不是宫殿本身,而是围绕宫殿的院墙(如紫禁城午门城楼)。高度指涉了军事防卫的需要,却跟宗教信仰毫无干系。 为了跟无法高大的宫殿相匹配,对民居高度的限定变得紧迫起来。这是专制帝国的政治要求。它下令民居保持低矮的状态,而任何超越皇宫的行为都被视为叛逆。人民接受了这种二维化的律令,并在这种美学指导下成长为二维民族。水平方向的扩展,是建筑自我生长的唯一方式。那是四合院的某种物理延伸,向四个方向作矩形扩散,犹如时间的波纹。经过数千年的经营,这种二维的建筑苔藓,便覆盖了整个远东地区。 湖南凤凰民居:这种二维的建筑苔藓,便覆盖了整个远东地区 中国人民臣服皇帝的命令,小心翼翼地保持单层或双层的建筑格局。其中最典型的是北京四合院和福州的“三坊七巷”。建于清代的福州四乐轩,占地达24500平方米,大小厅堂有42座,住房则多达793间,它们在一个有限的平面上分布,具有惊人的居住密度。其中主宅维系着原初的对称结构,但以后扩展的侧院,便陷入随机和自由布局的混乱状态。 这种平面延展的二维格局,就是迷宫诞生的原因。后期扩张的住宅,超出了预谋的规划,俨然是畸形生长的肿瘤,制造着剧烈的迷宫效应,把居者变成迷失价值方向的老鼠,而且没有任何向第三维突围的企图。狭窄的巷子、错乱的走廊、光线黯淡的门道、杂乱无章的院落,人民在其间行走,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存,即便在人口剧增的年代,他们也毫无怨言。人民匍匐在大地,互相密切地搡挤着,为皇帝的秩序护航。 导致这种大地情结的原因,不仅在于帝国的严酷律法,更在于儒家伦理的整合体系。国家礼教吁请人民保持最低的高度,也就是恪守与草根齐眉的地位,以执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四项基本原则。闽东及其周围地带是儒家的据点,唐宋以来,它一直是重要的科举基地,向帝国输送了大批优秀的文官。儒学控制下的宗族及其家法,是帝国最忠实的卫士,坚定地看守着建筑的二维特性,以维系帝国的伦理信条。这是政治秩序在建筑学上的精密转换。我们可以看见,在那些密集的居室里,到处分布着励志的匾额和楹联,以及讲述儒家道德故事的木雕,那些格言和故事加强了道德管束的力度。从建筑物和话语这两个层面入手,儒家制造出世界上最复杂的迷宫。 二维民族形成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先秦时代的狂热消退之后,帝国的建筑师日益趋于理性,他们逐渐意识到,建筑高度并非是确立国家威权的唯一途径。臣民的跪拜仪式,业已解决了尊卑与高低的问题。正是中国人率先发现了身体建筑的非凡意义——它可以代替物体建筑的功能,完成等级秩序的设定,以实现皇帝至上的威权伦理。长期以来,下跪成为普遍运用的规则,它首先要求膝盖弯曲着地,继而要求头颅磕向大地,身躯被两度折叠之后,高度急剧下降,与大地合二为一。 《紫禁城的回忆-上奏》:膝盖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下跪,以此表达谦卑、顺从和乞求的语义 这其实就是身体矮化的修辞,也是身体建筑的全部意义。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膝盖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下跪,以此表达谦卑、顺从和乞求的语义。这种“膝盖政治”甚至引发了一些近代外交笑话,例如,当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宫廷并拒绝向皇帝下跪时,包括林则徐和徐桐在内的中国官员,都发出了轻蔑的窃笑,以为他们是一些可怜的没有膝盖的怪物,只要用竹竿就能将其轻易击倒。 正是由于中国人的卓越发现,政治等级的划分变得轻而易举。帝国借助身体建筑的这一功能,以最低的财政成本,绕过了宫室建筑的技术困境。在我看来,这是被李约瑟先生所严重忽略的“第N发明”,它超越木质文明的范畴,把华夏民族的低矮身影,映射在历史的沉重书页上。 在实施人民矮化策略的同时,帝国的被压抑的垂直政治,奋然转二维民族,它们匍匐在大地上,保持跪拜的姿势,并且把这种姿势延展到建筑物。在那些跪式建筑和卧式建筑的现场,至高无上的皇帝笑纳了这种礼仪。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三维结构,但它的高度遭到了王室的垄断。奇怪的是,这种被垄断的标高曾经达到惊人的程度。仅以公元前600年前后的吴国姑苏台为例,根据《越绝书》记载,这座离宫的高达二百里,约在一万米左右,比全球最高山珠穆朗玛峰更高,尽管这个数据被严重夸大,却足以表达史官对政治建筑的热烈诉求。

向了水平政治,也就是尽其可能地掠夺和征服土地,以增大帝国的领土面积。这是君主及其文官集团的主要嗜好。在广义的范畴里,国土就是最宏大的建筑,被用来收藏人民、土地、粮食和赋税。征服者的身影,因土地的广阔性而变得高大起来。所有受到热烈称颂的君主,如秦始皇、汉武帝和康熙帝,都是国土的伟大征服者,相反,那些丧地者则成为民族的可耻罪人。正是基于这种农业政治学理想,二维民族超越建筑本体的限定,把边界外推到遥远的蛮荒之地。常识告诉我们,从大禹治水开始到满清帝国晚期,在近万年的漫长历史中,土地的二维广阔性,始终是帝国的最高信念。 回到狭义建筑的议题上来,我们不难发现,在严密管制的缝隙里,也就是在帝国权力难以企及的地带,建筑违制的事件层出不穷。闽粤交界客家人聚居地区,圆形土楼一般高达三、四层(永定土楼),最高可到五层(漳州和南靖土楼),在没有基座的情况下达12米以上,完全可以跟皇帝的住所抗衡。为了防范盗匪,它们被筑成一些坚固的城堡,拥有护城河与吊桥,以及碉堡式的枪眼,被大片烟叶田所环绕。越过无尽重叠的山峦,皇帝的威权遭到了客家人的藐视。 客家土楼:在帝国权力难以企及的地带,建筑违制的事件层出不穷 与客家人遥相呼应的,是源自印度的佛教。它坚持对高度的诉求,却获得了中国皇帝的特许。尽管跪拜早已是身体在寺庙里的主要姿态,僧人们还是坚持修造更为高大的建筑,以完成对阳具和金刚杵的摹写,这就是宝塔现身的原因。它要传递印度次大陆的信念,并成为坟墓和转世的隐喻。宝塔的高度大多在60~70米之间,如大理唐代千寻塔,为密檐式方形空心砖塔,高达69.13,可能是现存的最高佛塔。其他著名宝塔如西安大雁塔、南京大报恩寺塔和山西应县木塔等,都在这个标段之内,早已逾越了宫廷屋脊的高度。 但佛塔没有自我燃烧的动向。与哥特式教堂的火焰相比,它们不过是被天神蓄意拉长的坟茔,伫立于寺院的角隅,看守着众高僧的骨殖(又称“佛骨”或“舍利子”)。而从宏观叙事的角度看,它们更像是一些坚硬的阳具,刺破皇帝的龙袍,去改造二维世界的单调风景。在帝国的管制史上,“反叛的建筑学”似乎从未放弃飞跃的企图。但这是极其微弱的希望。在人民获得自由和尊严之前,它不能改变建筑扁平化的命运,也无力超越二维民族的历史本性。(作者:朱大可,原载《先锋中国评论》20081月号) 杰夫上传

然而,华夏帝国对宫廷高度的梦想,却面临木质结构的致命性限定。中国宫殿不能形成自我叠加的多层结构,而单层建筑则完全依赖屋顶、柱子和地基的高度,要是没有自然山体的加入和垫高,空间的第三维突破将无法实现。宫式建筑便只能转向二维平面,寻求面积的广度,像一张被不断摊薄的大饼,以致紫禁城成了全球最大的皇宫。毛时代的建筑师接管了这种美学,以广场的名义,继续扩张旧皇宫的领地,把帝国的二维梦想推到城市的边缘。二维民族从此被切成两半:宫殿是最高领袖的书房,而广场则是人民行礼的地点。

建筑的精神分析三维民族与二维民族 垂直型建筑和水平型建筑,这一美学分野支配了人类建筑的全部历史。从埃及金字塔到雅典卫城,几乎所有的著名石质建筑都拥戴以下三项基本原则:1、必须以垂直线为轴心;2、必须尽其可能地寻求垂直轴心的高度;3、有必要的话,利用金字塔式的水平扩张来推升高度。这就是垂直型建筑的信念,它制造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巴别塔计划”。《圣经旧约》宣称,在古巴比伦时代,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卷入了建造天梯式建筑的狂飙。耶和华用变乱语言的方式,阻止了这场建筑学叛乱,但“巴别塔计划”并未消失,而是成为文明深处的隐痛,并要历史的缝隙中继续生长。 哥特式教堂就是最鲜明的例证,它重现了“巴别塔计划”的本性。它的骨架使用高大的铁拱,并就此创造了建筑奇迹。德国的科隆大教堂中厅高达48米,而德国乌尔姆市教堂钟塔甚至高达161米,企及了当时建筑工艺的极限。教会要藉此表达离弃尘土和亲近上帝的神学意图。那些高耸的尖顶犹如探针,查验着神的存在,令其感到了轻微的疼痛。它们也是一些犀利的叫喊,回旋在上帝的领地,从那里听取天堂里的回声。不仅如此,哥特式建筑的所有构件都是尖耸的,加上那些彩绘玻璃和各种瘦长的雕塑,环绕垂直轴心运转,由此构成火焰燃烧的态势。它是竖起来的灵魂战车,向着上帝的领地飞跃。 哥特式教堂是颤栗、狂热、病态和神经质的教会表达。这是中古神启时代终结前的最后一次照耀,它要从一个极端的立场,重申对神的最后敬意。就在中世纪动身离去之后,尼采姗姗来临了。这个不信神的男人,用哥特式的语法,喊出了“上帝死了”的梦呓。上帝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上帝掉过头去,藏起了他无所不在的脸。 德国科隆大教堂:它是竖起来的灵魂战车,向着上帝的领地飞跃 资本主义精神吸纳了有关高度的语法,把现代化楼厦变成拜物教的圣殿。它们高耸在曼哈顿街区,仿佛是科隆大教堂的翻版,但它们没有戏剧性的尖刺,也没有火焰升起的光亮,只有一些理性的玻璃盒子,可以折射太阳和星辰的光芒。它们不是上帝的玩具,而是被续写的“巴别塔计划”,俨然是尼采精神的回声,挑战神的古老威权。遍及欧美的货币教义,全力支持这种高度的挑衅。它罔顾911事件的击打,不断刷新建筑工程学极限,向1000米的高度奋力冲刺。 关于高度,我们已经看到了两种对立的语法。敬神的和渎神的,彼此截然不同,却在垂直高度上结成了同盟。毫无疑问,高度自身就是一种伟大的话语,人因这种话语而发生精神分裂:它一方面修正头颅的姿态,强烈要求人的仰视,并藉此自证着人的渺小性,而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人之造物而表达人的伟大性。这自我矛盾的“巴别塔计划”,喊出了人与神的双重伟大。 正是从这种垂直关怀里诞生了三维的民族,它要竭力从二维的平面中挣扎而出,向天空无限升华。这是传统基督教国家所具有的精神特性。“巴别塔计划”表达了向上超越的传统。在大地和天空之间,信念的天梯在坚持不懈地爬升。但丁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言人,他的《神曲》,构筑天堂-炼狱-地狱的三界二十七层体系,环绕垂直的神学轴心,形成哥特式的话语模型。轴心的最底端是地狱的黑暗,而在轴心的最高端,则是天堂的无限光明。渴望终极关怀的灵魂,在维吉尔引领下展开垂直向度的长征。这是深渊里的求告和自我超越的火焰,但它的微光却照亮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行人。是的,但丁的话语建筑,就是三维民族的诗意隐喻。 但丁《神曲》插图:但丁的话语建筑,就是三维民族的诗意隐喻 但在远东地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恪守着大地的法则,坚持以二维的方式在世。整个东亚细亚遍布着这类二维民族,它们匍匐在大地上,保持跪拜的姿势,并且把这种姿势延展到建筑物。在那些跪式建筑和卧式建筑的现场,至高无上的皇帝笑纳了这种礼仪。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三维结构,但它的高度遭到了王室的垄断。奇怪的是,这种被垄断的标高曾经达到惊人的程度。仅以公元前600年前后的吴国姑苏台为例,根据《越绝书》记载,这座离宫的高达二百里,约在一万米左右,比全球最高山珠穆朗玛峰更高,尽管这个数据被严重夸大,却足以表达史官对政治建筑的热烈诉求。 然而,华夏帝国对宫廷高度的梦想,却面临木质结构的致命性限定。中国宫殿不能形成自我叠加的多层结构,而单层建筑则完全依赖屋顶、柱子和地基的高度,要是没有自然山体的加入和垫高,空间的第三维突破将无法实现。宫, 式建筑便只能转向二维

目前遗存的故宫太和殿, 建在高约8米的3层台基上,自身高约35米,梁架由72根大木柱(称为金柱)支承,是紫禁城中最高大的木构建筑。唐代长安九成宫主殿的残存夯土基址,高出现代地面7米左右,显示当时建筑整体的高度,至少应在20米以上,跟明清宫殿的格局基本相似。从唐代到明代,宫殿的高度保持了内在的统一。但到了帝国晚期,建筑的制高点已经不是宫殿本身,而是围绕宫殿的院墙(如紫禁城午门城楼)。高度指涉了军事防卫的需要,却跟宗教信仰毫无干系。

为了跟无法高大的宫殿相匹配,对民居高度的限定变得紧迫起来。这是专制帝国的政治要求。它下令民居保持低矮的状态,而任何超越皇宫的行为都被视为叛逆。人民接受了这种二维化的律令,并在这种美学指导下成长为二维民族。水平方向的扩展,是建筑自我生长的唯一方式。那是四合院的某种物理延伸,向四个方向作矩形扩散,犹如时间的波纹。经过数千年的经营,这种二维的平面,寻求面积的广度,像一张被不断摊薄的大饼,以致紫禁城成了全球最大的皇宫。毛时代的建筑师接管了这种美学,以广场的名义,继续扩张旧皇宫的领地,把帝国的二维梦想推到城市的边缘。二维民族从此被切成两半:宫殿是最高领袖的书房,而广场则是人民行礼的地点。 目前遗存的故宫太和殿, 建在高约8米的3层台基上,自身高约35米,梁架由72根大木柱(称为金柱)支承,是紫禁城中最高大的木构建筑。唐代长安九成宫主殿的残存夯土基址,高出现代地面7米左右,显示当时建筑整体的高度,至少应在20米以上,跟明清宫殿的格局基本相似。从唐代到明代,宫殿的高度保持了内在的统一。但到了帝国晚期,建筑的制高点已经不是宫殿本身,而是围绕宫殿的院墙(如紫禁城午门城楼)。高度指涉了军事防卫的需要,却跟宗教信仰毫无干系。 为了跟无法高大的宫殿相匹配,对民居高度的限定变得紧迫起来。这是专制帝国的政治要求。它下令民居保持低矮的状态,而任何超越皇宫的行为都被视为叛逆。人民接受了这种二维化的律令,并在这种美学指导下成长为二维民族。水平方向的扩展,是建筑自我生长的唯一方式。那是四合院的某种物理延伸,向四个方向作矩形扩散,犹如时间的波纹。经过数千年的经营,这种二维的建筑苔藓,便覆盖了整个远东地区。 湖南凤凰民居:这种二维的建筑苔藓,便覆盖了整个远东地区 中国人民臣服皇帝的命令,小心翼翼地保持单层或双层的建筑格局。其中最典型的是北京四合院和福州的“三坊七巷”。建于清代的福州四乐轩,占地达24500平方米,大小厅堂有42座,住房则多达793间,它们在一个有限的平面上分布,具有惊人的居住密度。其中主宅维系着原初的对称结构,但以后扩展的侧院,便陷入随机和自由布局的混乱状态。 这种平面延展的二维格局,就是迷宫诞生的原因。后期扩张的住宅,超出了预谋的规划,俨然是畸形生长的肿瘤,制造着剧烈的迷宫效应,把居者变成迷失价值方向的老鼠,而且没有任何向第三维突围的企图。狭窄的巷子、错乱的走廊、光线黯淡的门道、杂乱无章的院落,人民在其间行走,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存,即便在人口剧增的年代,他们也毫无怨言。人民匍匐在大地,互相密切地搡挤着,为皇帝的秩序护航。 导致这种大地情结的原因,不仅在于帝国的严酷律法,更在于儒家伦理的整合体系。国家礼教吁请人民保持最低的高度,也就是恪守与草根齐眉的地位,以执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四项基本原则。闽东及其周围地带是儒家的据点,唐宋以来,它一直是重要的科举基地,向帝国输送了大批优秀的文官。儒学控制下的宗族及其家法,是帝国最忠实的卫士,坚定地看守着建筑的二维特性,以维系帝国的伦理信条。这是政治秩序在建筑学上的精密转换。我们可以看见,在那些密集的居室里,到处分布着励志的匾额和楹联,以及讲述儒家道德故事的木雕,那些格言和故事加强了道德管束的力度。从建筑物和话语这两个层面入手,儒家制造出世界上最复杂的迷宫。 二维民族形成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先秦时代的狂热消退之后,帝国的建筑师日益趋于理性,他们逐渐意识到,建筑高度并非是确立国家威权的唯一途径。臣民的跪拜仪式,业已解决了尊卑与高低的问题。正是中国人率先发现了身体建筑的非凡意义——它可以代替物体建筑的功能,完成等级秩序的设定,以实现皇帝至上的威权伦理。长期以来,下跪成为普遍运用的规则,它首先要求膝盖弯曲着地,继而要求头颅磕向大地,身躯被两度折叠之后,高度急剧下降,与大地合二为一。 《紫禁城的回忆-上奏》:膝盖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下跪,以此表达谦卑、顺从和乞求的语义 这其实就是身体矮化的修辞,也是身体建筑的全部意义。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膝盖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下跪,以此表达谦卑、顺从和乞求的语义。这种“膝盖政治”甚至引发了一些近代外交笑话,例如,当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宫廷并拒绝向皇帝下跪时,包括林则徐和徐桐在内的中国官员,都发出了轻蔑的窃笑,以为他们是一些可怜的没有膝盖的怪物,只要用竹竿就能将其轻易击倒。 正是由于中国人的卓越发现,政治等级的划分变得轻而易举。帝国借助身体建筑的这一功能,以最低的财政成本,绕过了宫室建筑的技术困境。在我看来,这是被李约瑟先生所严重忽略的“第N发明”,它超越木质文明的范畴,把华夏民族的低矮身影,映射在历史的沉重书页上。 在实施人民矮化策略的同时,帝国的被压抑的垂直政治,奋然转建筑苔藓,便覆盖了整个远东地区。

湖南凤凰民居:这种二维的建筑苔藓,便覆盖了整个远东地区

建筑的精神分析三维民族与二维民族 垂直型建筑和水平型建筑,这一美学分野支配了人类建筑的全部历史。从埃及金字塔到雅典卫城,几乎所有的著名石质建筑都拥戴以下三项基本原则:1、必须以垂直线为轴心;2、必须尽其可能地寻求垂直轴心的高度;3、有必要的话,利用金字塔式的水平扩张来推升高度。这就是垂直型建筑的信念,它制造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巴别塔计划”。《圣经旧约》宣称,在古巴比伦时代,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卷入了建造天梯式建筑的狂飙。耶和华用变乱语言的方式,阻止了这场建筑学叛乱,但“巴别塔计划”并未消失,而是成为文明深处的隐痛,并要历史的缝隙中继续生长。 哥特式教堂就是最鲜明的例证,它重现了“巴别塔计划”的本性。它的骨架使用高大的铁拱,并就此创造了建筑奇迹。德国的科隆大教堂中厅高达48米,而德国乌尔姆市教堂钟塔甚至高达161米,企及了当时建筑工艺的极限。教会要藉此表达离弃尘土和亲近上帝的神学意图。那些高耸的尖顶犹如探针,查验着神的存在,令其感到了轻微的疼痛。它们也是一些犀利的叫喊,回旋在上帝的领地,从那里听取天堂里的回声。不仅如此,哥特式建筑的所有构件都是尖耸的,加上那些彩绘玻璃和各种瘦长的雕塑,环绕垂直轴心运转,由此构成火焰燃烧的态势。它是竖起来的灵魂战车,向着上帝的领地飞跃。 哥特式教堂是颤栗、狂热、病态和神经质的教会表达。这是中古神启时代终结前的最后一次照耀,它要从一个极端的立场,重申对神的最后敬意。就在中世纪动身离去之后,尼采姗姗来临了。这个不信神的男人,用哥特式的语法,喊出了“上帝死了”的梦呓。上帝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上帝掉过头去,藏起了他无所不在的脸。 德国科隆大教堂:它是竖起来的灵魂战车,向着上帝的领地飞跃 资本主义精神吸纳了有关高度的语法,把现代化楼厦变成拜物教的圣殿。它们高耸在曼哈顿街区,仿佛是科隆大教堂的翻版,但它们没有戏剧性的尖刺,也没有火焰升起的光亮,只有一些理性的玻璃盒子,可以折射太阳和星辰的光芒。它们不是上帝的玩具,而是被续写的“巴别塔计划”,俨然是尼采精神的回声,挑战神的古老威权。遍及欧美的货币教义,全力支持这种高度的挑衅。它罔顾911事件的击打,不断刷新建筑工程学极限,向1000米的高度奋力冲刺。 关于高度,我们已经看到了两种对立的语法。敬神的和渎神的,彼此截然不同,却在垂直高度上结成了同盟。毫无疑问,高度自身就是一种伟大的话语,人因这种话语而发生精神分裂:它一方面修正头颅的姿态,强烈要求人的仰视,并藉此自证着人的渺小性,而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人之造物而表达人的伟大性。这自我矛盾的“巴别塔计划”,喊出了人与神的双重伟大。 正是从这种垂直关怀里诞生了三维的民族,它要竭力从二维的平面中挣扎而出,向天空无限升华。这是传统基督教国家所具有的精神特性。“巴别塔计划”表达了向上超越的传统。在大地和天空之间,信念的天梯在坚持不懈地爬升。但丁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言人,他的《神曲》,构筑天堂-炼狱-地狱的三界二十七层体系,环绕垂直的神学轴心,形成哥特式的话语模型。轴心的最底端是地狱的黑暗,而在轴心的最高端,则是天堂的无限光明。渴望终极关怀的灵魂,在维吉尔引领下展开垂直向度的长征。这是深渊里的求告和自我超越的火焰,但它的微光却照亮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行人。是的,但丁的话语建筑,就是三维民族的诗意隐喻。 但丁《神曲》插图:但丁的话语建筑,就是三维民族的诗意隐喻 但在远东地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恪守着大地的法则,坚持以二维的方式在世。整个东亚细亚遍布着这类二维民族,它们匍匐在大地上,保持跪拜的姿势,并且把这种姿势延展到建筑物。在那些跪式建筑和卧式建筑的现场,至高无上的皇帝笑纳了这种礼仪。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三维结构,但它的高度遭到了王室的垄断。奇怪的是,这种被垄断的标高曾经达到惊人的程度。仅以公元前600年前后的吴国姑苏台为例,根据《越绝书》记载,这座离宫的高达二百里,约在一万米左右,比全球最高山珠穆朗玛峰更高,尽管这个数据被严重夸大,却足以表达史官对政治建筑的热烈诉求。 然而,华夏帝国对宫廷高度的梦想,却面临木质结构的致命性限定。中国宫殿不能形成自我叠加的多层结构,而单层建筑则完全依赖屋顶、柱子和地基的高度,要是没有自然山体的加入和垫高,空间的第三维突破将无法实现。宫式建筑便只能转向二维

中国人民臣服皇帝的命令,小心翼翼地保持单层或双层的建筑格局。其中最典型的是北京四合院和福州的“三坊七巷”。建于清代的福州四乐轩,占地达24500平方米,大小厅堂有42座,住房则多达793间,它们在一个有限的平面上分布,具有惊人的居住密度。其中主宅维系着原初的对称结构,但以后扩展的侧院,便陷入随机和自由布局的混乱状态。

这种平面延展的二维格局,就是迷宫诞生的原因。后期扩张的住宅,超出了预谋的规划,俨然是畸形生长的肿瘤,制造着剧烈的迷宫效应,把居者变成迷失价值方向的老鼠,而且没有任何向第三维突围的企图。狭窄的巷子、错乱的走廊、光线黯淡的门道、杂乱无章的院落,人民在其间行走,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存,即便在人口剧增的年代,他们也毫无怨言。人民匍匐在大地,互相密切地搡挤着,为皇帝的秩序护航。

向了水平政治,也就是尽其可能地掠夺和征服土地,以增大帝国的领土面积。这是君主及其文官集团的主要嗜好。在广义的范畴里,国土就是最宏大的建筑,被用来收藏人民、土地、粮食和赋税。征服者的身影,因土地的广阔性而变得高大起来。所有受到热烈称颂的君主,如秦始皇、汉武帝和康熙帝,都是国土的伟大征服者,相反,那些丧地者则成为民族的可耻罪人。正是基于这种农业政治学理想,二维民族超越建筑本体的限定,把边界外推到遥远的蛮荒之地。常识告诉我们,从大禹治水开始到满清帝国晚期,在近万年的漫长历史中,土地的二维广阔性,始终是帝国的最高信念。 回到狭义建筑的议题上来,我们不难发现,在严密管制的缝隙里,也就是在帝国权力难以企及的地带,建筑违制的事件层出不穷。闽粤交界客家人聚居地区,圆形土楼一般高达三、四层(永定土楼),最高可到五层(漳州和南靖土楼),在没有基座的情况下达12米以上,完全可以跟皇帝的住所抗衡。为了防范盗匪,它们被筑成一些坚固的城堡,拥有护城河与吊桥,以及碉堡式的枪眼,被大片烟叶田所环绕。越过无尽重叠的山峦,皇帝的威权遭到了客家人的藐视。 客家土楼:在帝国权力难以企及的地带,建筑违制的事件层出不穷 与客家人遥相呼应的,是源自印度的佛教。它坚持对高度的诉求,却获得了中国皇帝的特许。尽管跪拜早已是身体在寺庙里的主要姿态,僧人们还是坚持修造更为高大的建筑,以完成对阳具和金刚杵的摹写,这就是宝塔现身的原因。它要传递印度次大陆的信念,并成为坟墓和转世的隐喻。宝塔的高度大多在60~70米之间,如大理唐代千寻塔,为密檐式方形空心砖塔,高达69.13,可能是现存的最高佛塔。其他著名宝塔如西安大雁塔、南京大报恩寺塔和山西应县木塔等,都在这个标段之内,早已逾越了宫廷屋脊的高度。 但佛塔没有自我燃烧的动向。与哥特式教堂的火焰相比,它们不过是被天神蓄意拉长的坟茔,伫立于寺院的角隅,看守着众高僧的骨殖(又称“佛骨”或“舍利子”)。而从宏观叙事的角度看,它们更像是一些坚硬的阳具,刺破皇帝的龙袍,去改造二维世界的单调风景。在帝国的管制史上,“反叛的建筑学”似乎从未放弃飞跃的企图。但这是极其微弱的希望。在人民获得自由和尊严之前,它不能改变建筑扁平化的命运,也无力超越二维民族的历史本性。(作者:朱大可,原载《先锋中国评论》20081月号) 杰夫上传

导致这种大地情结的原因,不仅在于帝国的严酷律法,更在于儒家伦理的整合体系。国家礼教吁请人民保持最低的高度,也就是恪守与草根齐眉的地位,以执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四项基本原则。闽东及其周围地带是儒家的据点,唐宋以来,它一直是重要的科举基地,向帝国输送了大批优秀的文官。儒学控制下的宗族及其家法,是帝国最忠实的卫士,坚定地看守着建筑的二维特性,以维系帝国的伦理信条。这是政治秩序在建筑学上的精密转换。我们可以看见,在那些密集的居室里,到处分布着励志的匾额和楹联,以及讲述儒家道德故事的木雕,那些格言和故事加强了道德管束的力度。从建筑物和话语这两个层面入手,儒家制造出世界上最复杂的迷宫。

向了水平政治,也就是尽其可能地掠夺和征服土地,以增大帝国的领土面积。这是君主及其文官集团的主要嗜好。在广义的范畴里,国土就是最宏大的建筑,被用来收藏人民、土地、粮食和赋税。征服者的身影,因土地的广阔性而变得高大起来。所有受到热烈称颂的君主,如秦始皇、汉武帝和康熙帝,都是国土的伟大征服者,相反,那些丧地者则成为民族的可耻罪人。正是基于这种农业政治学理想,二维民族超越建筑本体的限定,把边界外推到遥远的蛮荒之地。常识告诉我们,从大禹治水开始到满清帝国晚期,在近万年的漫长历史中,土地的二维广阔性,始终是帝国的最高信念。 回到狭义建筑的议题上来,我们不难发现,在严密管制的缝隙里,也就是在帝国权力难以企及的地带,建筑违制的事件层出不穷。闽粤交界客家人聚居地区,圆形土楼一般高达三、四层(永定土楼),最高可到五层(漳州和南靖土楼),在没有基座的情况下达12米以上,完全可以跟皇帝的住所抗衡。为了防范盗匪,它们被筑成一些坚固的城堡,拥有护城河与吊桥,以及碉堡式的枪眼,被大片烟叶田所环绕。越过无尽重叠的山峦,皇帝的威权遭到了客家人的藐视。 客家土楼:在帝国权力难以企及的地带,建筑违制的事件层出不穷 与客家人遥相呼应的,是源自印度的佛教。它坚持对高度的诉求,却获得了中国皇帝的特许。尽管跪拜早已是身体在寺庙里的主要姿态,僧人们还是坚持修造更为高大的建筑,以完成对阳具和金刚杵的摹写,这就是宝塔现身的原因。它要传递印度次大陆的信念,并成为坟墓和转世的隐喻。宝塔的高度大多在60~70米之间,如大理唐代千寻塔,为密檐式方形空心砖塔,高达69.13,可能是现存的最高佛塔。其他著名宝塔如西安大雁塔、南京大报恩寺塔和山西应县木塔等,都在这个标段之内,早已逾越了宫廷屋脊的高度。 但佛塔没有自我燃烧的动向。与哥特式教堂的火焰相比,它们不过是被天神蓄意拉长的坟茔,伫立于寺院的角隅,看守着众高僧的骨殖(又称“佛骨”或“舍利子”)。而从宏观叙事的角度看,它们更像是一些坚硬的阳具,刺破皇帝的龙袍,去改造二维世界的单调风景。在帝国的管制史上,“反叛的建筑学”似乎从未放弃飞跃的企图。但这是极其微弱的希望。在人民获得自由和尊严之前,它不能改变建筑扁平化的命运,也无力超越二维民族的历史本性。(作者:朱大可,原载《先锋中国评论》20081月号) 杰夫上传

二维民族形成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先秦时代的狂热消退之后,帝国的建筑师日益趋于理性,他们逐渐意识到,建筑高度并非是确立国家威权的唯一途径。臣民的跪拜仪式,业已解决了尊卑与高低的问题。正是中国人率先发现了身体建筑的非凡意义——它可以代替物体建筑的功能,完成等级秩序的设定,以实现皇帝至上的威权伦理。长期以来,下跪成为普遍运用的规则,它首先要求膝盖弯曲着地,继而要求头颅磕向大地,身躯被两度折叠之后,高度急剧下降,与大地合二为一。

建筑的精神分析三维民族与二维民族 垂直型建筑和水平型建筑,这一美学分野支配了人类建筑的全部历史。从埃及金字塔到雅典卫城,几乎所有的著名石质建筑都拥戴以下三项基本原则:1、必须以垂直线为轴心;2、必须尽其可能地寻求垂直轴心的高度;3、有必要的话,利用金字塔式的水平扩张来推升高度。这就是垂直型建筑的信念,它制造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巴别塔计划”。《圣经旧约》宣称,在古巴比伦时代,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卷入了建造天梯式建筑的狂飙。耶和华用变乱语言的方式,阻止了这场建筑学叛乱,但“巴别塔计划”并未消失,而是成为文明深处的隐痛,并要历史的缝隙中继续生长。 哥特式教堂就是最鲜明的例证,它重现了“巴别塔计划”的本性。它的骨架使用高大的铁拱,并就此创造了建筑奇迹。德国的科隆大教堂中厅高达48米,而德国乌尔姆市教堂钟塔甚至高达161米,企及了当时建筑工艺的极限。教会要藉此表达离弃尘土和亲近上帝的神学意图。那些高耸的尖顶犹如探针,查验着神的存在,令其感到了轻微的疼痛。它们也是一些犀利的叫喊,回旋在上帝的领地,从那里听取天堂里的回声。不仅如此,哥特式建筑的所有构件都是尖耸的,加上那些彩绘玻璃和各种瘦长的雕塑,环绕垂直轴心运转,由此构成火焰燃烧的态势。它是竖起来的灵魂战车,向着上帝的领地飞跃。 哥特式教堂是颤栗、狂热、病态和神经质的教会表达。这是中古神启时代终结前的最后一次照耀,它要从一个极端的立场,重申对神的最后敬意。就在中世纪动身离去之后,尼采姗姗来临了。这个不信神的男人,用哥特式的语法,喊出了“上帝死了”的梦呓。上帝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上帝掉过头去,藏起了他无所不在的脸。 德国科隆大教堂:它是竖起来的灵魂战车,向着上帝的领地飞跃 资本主义精神吸纳了有关高度的语法,把现代化楼厦变成拜物教的圣殿。它们高耸在曼哈顿街区,仿佛是科隆大教堂的翻版,但它们没有戏剧性的尖刺,也没有火焰升起的光亮,只有一些理性的玻璃盒子,可以折射太阳和星辰的光芒。它们不是上帝的玩具,而是被续写的“巴别塔计划”,俨然是尼采精神的回声,挑战神的古老威权。遍及欧美的货币教义,全力支持这种高度的挑衅。它罔顾911事件的击打,不断刷新建筑工程学极限,向1000米的高度奋力冲刺。 关于高度,我们已经看到了两种对立的语法。敬神的和渎神的,彼此截然不同,却在垂直高度上结成了同盟。毫无疑问,高度自身就是一种伟大的话语,人因这种话语而发生精神分裂:它一方面修正头颅的姿态,强烈要求人的仰视,并藉此自证着人的渺小性,而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人之造物而表达人的伟大性。这自我矛盾的“巴别塔计划”,喊出了人与神的双重伟大。 正是从这种垂直关怀里诞生了三维的民族,它要竭力从二维的平面中挣扎而出,向天空无限升华。这是传统基督教国家所具有的精神特性。“巴别塔计划”表达了向上超越的传统。在大地和天空之间,信念的天梯在坚持不懈地爬升。但丁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言人,他的《神曲》,构筑天堂-炼狱-地狱的三界二十七层体系,环绕垂直的神学轴心,形成哥特式的话语模型。轴心的最底端是地狱的黑暗,而在轴心的最高端,则是天堂的无限光明。渴望终极关怀的灵魂,在维吉尔引领下展开垂直向度的长征。这是深渊里的求告和自我超越的火焰,但它的微光却照亮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行人。是的,但丁的话语建筑,就是三维民族的诗意隐喻。 但丁《神曲》插图:但丁的话语建筑,就是三维民族的诗意隐喻 但在远东地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恪守着大地的法则,坚持以二维的方式在世。整个东亚细亚遍布着这类二维民族,它们匍匐在大地上,保持跪拜的姿势,并且把这种姿势延展到建筑物。在那些跪式建筑和卧式建筑的现场,至高无上的皇帝笑纳了这种礼仪。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三维结构,但它的高度遭到了王室的垄断。奇怪的是,这种被垄断的标高曾经达到惊人的程度。仅以公元前600年前后的吴国姑苏台为例,根据《越绝书》记载,这座离宫的高达二百里,约在一万米左右,比全球最高山珠穆朗玛峰更高,尽管这个数据被严重夸大,却足以表达史官对政治建筑的热烈诉求。 然而,华夏帝国对宫廷高度的梦想,却面临木质结构的致命性限定。中国宫殿不能形成自我叠加的多层结构,而单层建筑则完全依赖屋顶、柱子和地基的高度,要是没有自然山体的加入和垫高,空间的第三维突破将无法实现。宫式建筑便只能转向二维

《紫禁城的回忆-上奏》:膝盖的主要功能就是

向了水平政治,也就是尽其可能地掠夺和征服土地,以增大帝国的领土面积。这是君主及其文官集团的主要嗜好。在广义的范畴里,国土就是最宏大的建筑,被用来收藏人民、土地、粮食和赋税。征服者的身影,因土地的广阔性而变得高大起来。所有受到热烈称颂的君主,如秦始皇、汉武帝和康熙帝,都是国土的伟大征服者,相反,那些丧地者则成为民族的可耻罪人。正是基于这种农业政治学理想,二维民族超越建筑本体的限定,把边界外推到遥远的蛮荒之地。常识告诉我们,从大禹治水开始到满清帝国晚期,在近万年的漫长历史中,土地的二维广阔性,始终是帝国的最高信念。 回到狭义建筑的议题上来,我们不难发现,在严密管制的缝隙里,也就是在帝国权力难以企及的地带,建筑违制的事件层出不穷。闽粤交界客家人聚居地区,圆形土楼一般高达三、四层(永定土楼),最高可到五层(漳州和南靖土楼),在没有基座的情况下达12米以上,完全可以跟皇帝的住所抗衡。为了防范盗匪,它们被筑成一些坚固的城堡,拥有护城河与吊桥,以及碉堡式的枪眼,被大片烟叶田所环绕。越过无尽重叠的山峦,皇帝的威权遭到了客家人的藐视。 客家土楼:在帝国权力难以企及的地带,建筑违制的事件层出不穷 与客家人遥相呼应的,是源自印度的佛教。它坚持对高度的诉求,却获得了中国皇帝的特许。尽管跪拜早已是身体在寺庙里的主要姿态,僧人们还是坚持修造更为高大的建筑,以完成对阳具和金刚杵的摹写,这就是宝塔现身的原因。它要传递印度次大陆的信念,并成为坟墓和转世的隐喻。宝塔的高度大多在60~70米之间,如大理唐代千寻塔,为密檐式方形空心砖塔,高达69.13,可能是现存的最高佛塔。其他著名宝塔如西安大雁塔、南京大报恩寺塔和山西应县木塔等,都在这个标段之内,早已逾越了宫廷屋脊的高度。 但佛塔没有自我燃烧的动向。与哥特式教堂的火焰相比,它们不过是被天神蓄意拉长的坟茔,伫立于寺院的角隅,看守着众高僧的骨殖(又称“佛骨”或“舍利子”)。而从宏观叙事的角度看,它们更像是一些坚硬的阳具,刺破皇帝的龙袍,去改造二维世界的单调风景。在帝国的管制史上,“反叛的建筑学”似乎从未放弃飞跃的企图。但这是极其微弱的希望。在人民获得自由和尊严之前,它不能改变建筑扁平化的命运,也无力超越二维民族的历史本性。(作者:朱大可,原载《先锋中国评论》20081月号) 杰夫上传 为了下跪,以此表达谦卑、顺从和乞求的语义

这其实就是身体矮化的修辞,也是身体建筑的全部意义。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膝盖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下跪,以此表达谦卑、顺从和乞求的语义。这种“膝盖政治”甚至引发了一些近代外交笑话,例如,当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宫廷并拒绝向皇帝下跪时,包括林则徐和徐桐在内的中国官员,都发出了轻蔑的窃笑,以为他们是一些可怜的没有膝盖的怪物,只要用竹竿就能将其轻易击倒。

建筑的精神分析三维民族与二维民族 垂直型建筑和水平型建筑,这一美学分野支配了人类建筑的全部历史。从埃及金字塔到雅典卫城,几乎所有的著名石质建筑都拥戴以下三项基本原则:1、必须以垂直线为轴心;2、必须尽其可能地寻求垂直轴心的高度;3、有必要的话,利用金字塔式的水平扩张来推升高度。这就是垂直型建筑的信念,它制造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巴别塔计划”。《圣经旧约》宣称,在古巴比伦时代,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卷入了建造天梯式建筑的狂飙。耶和华用变乱语言的方式,阻止了这场建筑学叛乱,但“巴别塔计划”并未消失,而是成为文明深处的隐痛,并要历史的缝隙中继续生长。 哥特式教堂就是最鲜明的例证,它重现了“巴别塔计划”的本性。它的骨架使用高大的铁拱,并就此创造了建筑奇迹。德国的科隆大教堂中厅高达48米,而德国乌尔姆市教堂钟塔甚至高达161米,企及了当时建筑工艺的极限。教会要藉此表达离弃尘土和亲近上帝的神学意图。那些高耸的尖顶犹如探针,查验着神的存在,令其感到了轻微的疼痛。它们也是一些犀利的叫喊,回旋在上帝的领地,从那里听取天堂里的回声。不仅如此,哥特式建筑的所有构件都是尖耸的,加上那些彩绘玻璃和各种瘦长的雕塑,环绕垂直轴心运转,由此构成火焰燃烧的态势。它是竖起来的灵魂战车,向着上帝的领地飞跃。 哥特式教堂是颤栗、狂热、病态和神经质的教会表达。这是中古神启时代终结前的最后一次照耀,它要从一个极端的立场,重申对神的最后敬意。就在中世纪动身离去之后,尼采姗姗来临了。这个不信神的男人,用哥特式的语法,喊出了“上帝死了”的梦呓。上帝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上帝掉过头去,藏起了他无所不在的脸。 德国科隆大教堂:它是竖起来的灵魂战车,向着上帝的领地飞跃 资本主义精神吸纳了有关高度的语法,把现代化楼厦变成拜物教的圣殿。它们高耸在曼哈顿街区,仿佛是科隆大教堂的翻版,但它们没有戏剧性的尖刺,也没有火焰升起的光亮,只有一些理性的玻璃盒子,可以折射太阳和星辰的光芒。它们不是上帝的玩具,而是被续写的“巴别塔计划”,俨然是尼采精神的回声,挑战神的古老威权。遍及欧美的货币教义,全力支持这种高度的挑衅。它罔顾911事件的击打,不断刷新建筑工程学极限,向1000米的高度奋力冲刺。 关于高度,我们已经看到了两种对立的语法。敬神的和渎神的,彼此截然不同,却在垂直高度上结成了同盟。毫无疑问,高度自身就是一种伟大的话语,人因这种话语而发生精神分裂:它一方面修正头颅的姿态,强烈要求人的仰视,并藉此自证着人的渺小性,而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人之造物而表达人的伟大性。这自我矛盾的“巴别塔计划”,喊出了人与神的双重伟大。 正是从这种垂直关怀里诞生了三维的民族,它要竭力从二维的平面中挣扎而出,向天空无限升华。这是传统基督教国家所具有的精神特性。“巴别塔计划”表达了向上超越的传统。在大地和天空之间,信念的天梯在坚持不懈地爬升。但丁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言人,他的《神曲》,构筑天堂-炼狱-地狱的三界二十七层体系,环绕垂直的神学轴心,形成哥特式的话语模型。轴心的最底端是地狱的黑暗,而在轴心的最高端,则是天堂的无限光明。渴望终极关怀的灵魂,在维吉尔引领下展开垂直向度的长征。这是深渊里的求告和自我超越的火焰,但它的微光却照亮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行人。是的,但丁的话语建筑,就是三维民族的诗意隐喻。 但丁《神曲》插图:但丁的话语建筑,就是三维民族的诗意隐喻 但在远东地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恪守着大地的法则,坚持以二维的方式在世。整个东亚细亚遍布着这类二维民族,它们匍匐在大地上,保持跪拜的姿势,并且把这种姿势延展到建筑物。在那些跪式建筑和卧式建筑的现场,至高无上的皇帝笑纳了这种礼仪。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三维结构,但它的高度遭到了王室的垄断。奇怪的是,这种被垄断的标高曾经达到惊人的程度。仅以公元前600年前后的吴国姑苏台为例,根据《越绝书》记载,这座离宫的高达二百里,约在一万米左右,比全球最高山珠穆朗玛峰更高,尽管这个数据被严重夸大,却足以表达史官对政治建筑的热烈诉求。 然而,华夏帝国对宫廷高度的梦想,却面临木质结构的致命性限定。中国宫殿不能形成自我叠加的多层结构,而单层建筑则完全依赖屋顶、柱子和地基的高度,要是没有自然山体的加入和垫高,空间的第三维突破将无法实现。宫式建筑便只能转向二维

正是由于中国人的卓越发现,政治等级的划分变得轻而易举。帝国借助身体建筑的这一功能,以最低的财政成本,绕过了宫室建筑的技术困境。在我看来,这是被李约瑟先生所严重忽略的“第N发明”,它超越木质文明的范畴,把华夏民族的低矮身影,映射在历史的沉重书页上。

向了水平政治,也就是尽其可能地掠夺和征服土地,以增大帝国的领土面积。这是君主及其文官集团的主要嗜好。在广义的范畴里,国土就是最宏大的建筑,被用来收藏人民、土地、粮食和赋税。征服者的身影,因土地的广阔性而变得高大起来。所有受到热烈称颂的君主,如秦始皇、汉武帝和康熙帝,都是国土的伟大征服者,相反,那些丧地者则成为民族的可耻罪人。正是基于这种农业政治学理想,二维民族超越建筑本体的限定,把边界外推到遥远的蛮荒之地。常识告诉我们,从大禹治水开始到满清帝国晚期,在近万年的漫长历史中,土地的二维广阔性,始终是帝国的最高信念。 回到狭义建筑的议题上来,我们不难发现,在严密管制的缝隙里,也就是在帝国权力难以企及的地带,建筑违制的事件层出不穷。闽粤交界客家人聚居地区,圆形土楼一般高达三、四层(永定土楼),最高可到五层(漳州和南靖土楼),在没有基座的情况下达12米以上,完全可以跟皇帝的住所抗衡。为了防范盗匪,它们被筑成一些坚固的城堡,拥有护城河与吊桥,以及碉堡式的枪眼,被大片烟叶田所环绕。越过无尽重叠的山峦,皇帝的威权遭到了客家人的藐视。 客家土楼:在帝国权力难以企及的地带,建筑违制的事件层出不穷 与客家人遥相呼应的,是源自印度的佛教。它坚持对高度的诉求,却获得了中国皇帝的特许。尽管跪拜早已是身体在寺庙里的主要姿态,僧人们还是坚持修造更为高大的建筑,以完成对阳具和金刚杵的摹写,这就是宝塔现身的原因。它要传递印度次大陆的信念,并成为坟墓和转世的隐喻。宝塔的高度大多在60~70米之间,如大理唐代千寻塔,为密檐式方形空心砖塔,高达69.13,可能是现存的最高佛塔。其他著名宝塔如西安大雁塔、南京大报恩寺塔和山西应县木塔等,都在这个标段之内,早已逾越了宫廷屋脊的高度。 但佛塔没有自我燃烧的动向。与哥特式教堂的火焰相比,它们不过是被天神蓄意拉长的坟茔,伫立于寺院的角隅,看守着众高僧的骨殖(又称“佛骨”或“舍利子”)。而从宏观叙事的角度看,它们更像是一些坚硬的阳具,刺破皇帝的龙袍,去改造二维世界的单调风景。在帝国的管制史上,“反叛的建筑学”似乎从未放弃飞跃的企图。但这是极其微弱的希望。在人民获得自由和尊严之前,它不能改变建筑扁平化的命运,也无力超越二维民族的历史本性。(作者:朱大可,原载《先锋中国评论》20081月号) 杰夫上传

在实施人民矮化策略的同时,帝国的被压抑的垂直政治,奋然转向了水平政治,也就是尽其可能地掠夺和征服土地,以增大帝国的领土面积。这是君主及其文官集团的主要嗜好。在广义的范畴里,国土就是最宏大的建筑,被用来收藏人民、土地、粮食和赋税。征服者的身影,因土地的广阔性而变得高大起来。所有受到热烈称颂的君主,如秦始皇、汉武帝和康熙帝,都是国土的伟大征服者,相反,那些丧地者则成为民族的可耻罪人。正是基于这种农业政治学理想,二维民族超越建筑本体的限定,把边界外推到遥远的蛮荒之地。常识告诉我们,从大禹治水开始到满清帝国晚期,在近万年的漫长历史中,土地的二维广阔性,始终是帝国的最高信念。

回到狭义建筑的议题上来,我们不难发现,在严密管制的缝隙里,也就是在帝国权力难以企及的地带,建筑违制的事件层出不穷。闽粤交界客家人聚居地区,圆形土楼一般高达三、四层(永定土楼),最高可到五层(漳州和南靖土楼),在没有基座的情况下达12米以上,完全可以跟皇帝的住所抗衡。为了防范盗匪,它们被筑成一些坚固的城堡,拥有护城河与吊桥,以及碉堡式的枪眼,被大片烟叶田所环绕。越过无尽重叠的山峦,皇帝的威权遭到了客家人的藐视。

建筑的精神分析三维民族与二维民族 垂直型建筑和水平型建筑,这一美学分野支配了人类建筑的全部历史。从埃及金字塔到雅典卫城,几乎所有的著名石质建筑都拥戴以下三项基本原则:1、必须以垂直线为轴心;2、必须尽其可能地寻求垂直轴心的高度;3、有必要的话,利用金字塔式的水平扩张来推升高度。这就是垂直型建筑的信念,它制造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巴别塔计划”。《圣经旧约》宣称,在古巴比伦时代,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卷入了建造天梯式建筑的狂飙。耶和华用变乱语言的方式,阻止了这场建筑学叛乱,但“巴别塔计划”并未消失,而是成为文明深处的隐痛,并要历史的缝隙中继续生长。 哥特式教堂就是最鲜明的例证,它重现了“巴别塔计划”的本性。它的骨架使用高大的铁拱,并就此创造了建筑奇迹。德国的科隆大教堂中厅高达48米,而德国乌尔姆市教堂钟塔甚至高达161米,企及了当时建筑工艺的极限。教会要藉此表达离弃尘土和亲近上帝的神学意图。那些高耸的尖顶犹如探针,查验着神的存在,令其感到了轻微的疼痛。它们也是一些犀利的叫喊,回旋在上帝的领地,从那里听取天堂里的回声。不仅如此,哥特式建筑的所有构件都是尖耸的,加上那些彩绘玻璃和各种瘦长的雕塑,环绕垂直轴心运转,由此构成火焰燃烧的态势。它是竖起来的灵魂战车,向着上帝的领地飞跃。 哥特式教堂是颤栗、狂热、病态和神经质的教会表达。这是中古神启时代终结前的最后一次照耀,它要从一个极端的立场,重申对神的最后敬意。就在中世纪动身离去之后,尼采姗姗来临了。这个不信神的男人,用哥特式的语法,喊出了“上帝死了”的梦呓。上帝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上帝掉过头去,藏起了他无所不在的脸。 德国科隆大教堂:它是竖起来的灵魂战车,向着上帝的领地飞跃 资本主义精神吸纳了有关高度的语法,把现代化楼厦变成拜物教的圣殿。它们高耸在曼哈顿街区,仿佛是科隆大教堂的翻版,但它们没有戏剧性的尖刺,也没有火焰升起的光亮,只有一些理性的玻璃盒子,可以折射太阳和星辰的光芒。它们不是上帝的玩具,而是被续写的“巴别塔计划”,俨然是尼采精神的回声,挑战神的古老威权。遍及欧美的货币教义,全力支持这种高度的挑衅。它罔顾911事件的击打,不断刷新建筑工程学极限,向1000米的高度奋力冲刺。 关于高度,我们已经看到了两种对立的语法。敬神的和渎神的,彼此截然不同,却在垂直高度上结成了同盟。毫无疑问,高度自身就是一种伟大的话语,人因这种话语而发生精神分裂:它一方面修正头颅的姿态,强烈要求人的仰视,并藉此自证着人的渺小性,而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人之造物而表达人的伟大性。这自我矛盾的“巴别塔计划”,喊出了人与神的双重伟大。 正是从这种垂直关怀里诞生了三维的民族,它要竭力从二维的平面中挣扎而出,向天空无限升华。这是传统基督教国家所具有的精神特性。“巴别塔计划”表达了向上超越的传统。在大地和天空之间,信念的天梯在坚持不懈地爬升。但丁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言人,他的《神曲》,构筑天堂-炼狱-地狱的三界二十七层体系,环绕垂直的神学轴心,形成哥特式的话语模型。轴心的最底端是地狱的黑暗,而在轴心的最高端,则是天堂的无限光明。渴望终极关怀的灵魂,在维吉尔引领下展开垂直向度的长征。这是深渊里的求告和自我超越的火焰,但它的微光却照亮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行人。是的,但丁的话语建筑,就是三维民族的诗意隐喻。 但丁《神曲》插图:但丁的话语建筑,就是三维民族的诗意隐喻 但在远东地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恪守着大地的法则,坚持以二维的方式在世。整个东亚细亚遍布着这类二维民族,它们匍匐在大地上,保持跪拜的姿势,并且把这种姿势延展到建筑物。在那些跪式建筑和卧式建筑的现场,至高无上的皇帝笑纳了这种礼仪。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三维结构,但它的高度遭到了王室的垄断。奇怪的是,这种被垄断的标高曾经达到惊人的程度。仅以公元前600年前后的吴国姑苏台为例,根据《越绝书》记载,这座离宫的高达二百里,约在一万米左右,比全球最高山珠穆朗玛峰更高,尽管这个数据被严重夸大,却足以表达史官对政治建筑的热烈诉求。 然而,华夏帝国对宫廷高度的梦想,却面临木质结构的致命性限定。中国宫殿不能形成自我叠加的多层结构,而单层建筑则完全依赖屋顶、柱子和地基的高度,要是没有自然山体的加入和垫高,空间的第三维突破将无法实现。宫式建筑便只能转向二维

向了水平政治,也就是尽其可能地掠夺和征服土地,以增大帝国的领土面积。这是君主及其文官集团的主要嗜好。在广义的范畴里,国土就是最宏大的建筑,被用来收藏人民、土地、粮食和赋税。征服者的身影,因土地的广阔性而变得高大起来。所有受到热烈称颂的君主,如秦始皇、汉武帝和康熙帝,都是国土的伟大征服者,相反,那些丧地者则成为民族的可耻罪人。正是基于这种农业政治学理想,二维民族超越建筑本体的限定,把边界外推到遥远的蛮荒之地。常识告诉我们,从大禹治水开始到满清帝国晚期,在近万年的漫长历史中,土地的二维广阔性,始终是帝国的最高信念。 回到狭义建筑的议题上来,我们不难发现,在严密管制的缝隙里,也就是在帝国权力难以企及的地带,建筑违制的事件层出不穷。闽粤交界客家人聚居地区,圆形土楼一般高达三、四层(永定土楼),最高可到五层(漳州和南靖土楼),在没有基座的情况下达12米以上,完全可以跟皇帝的住所抗衡。为了防范盗匪,它们被筑成一些坚固的城堡,拥有护城河与吊桥,以及碉堡式的枪眼,被大片烟叶田所环绕。越过无尽重叠的山峦,皇帝的威权遭到了客家人的藐视。 客家土楼:在帝国权力难以企及的地带,建筑违制的事件层出不穷 与客家人遥相呼应的,是源自印度的佛教。它坚持对高度的诉求,却获得了中国皇帝的特许。尽管跪拜早已是身体在寺庙里的主要姿态,僧人们还是坚持修造更为高大的建筑,以完成对阳具和金刚杵的摹写,这就是宝塔现身的原因。它要传递印度次大陆的信念,并成为坟墓和转世的隐喻。宝塔的高度大多在60~70米之间,如大理唐代千寻塔,为密檐式方形空心砖塔,高达69.13,可能是现存的最高佛塔。其他著名宝塔如西安大雁塔、南京大报恩寺塔和山西应县木塔等,都在这个标段之内,早已逾越了宫廷屋脊的高度。 但佛塔没有自我燃烧的动向。与哥特式教堂的火焰相比,它们不过是被天神蓄意拉长的坟茔,伫立于寺院的角隅,看守着众高僧的骨殖(又称“佛骨”或“舍利子”)。而从宏观叙事的角度看,它们更像是一些坚硬的阳具,刺破皇帝的龙袍,去改造二维世界的单调风景。在帝国的管制史上,“反叛的建筑学”似乎从未放弃飞跃的企图。但这是极其微弱的希望。在人民获得自由和尊严之前,它不能改变建筑扁平化的命运,也无力超越二维民族的历史本性。(作者:朱大可,原载《先锋中国评论》20081月号) 杰夫上传

客家土楼:在帝国权力难以企及的地带,建筑违制的事件层出不穷

与客家人遥相呼应的,是源自印度的佛教。它坚持对高度的诉求,却获得了中国皇帝的特许。尽管跪拜早已是身体在寺庙里的主要姿态,僧人们还是坚持修造更为高大的建筑,以完成对阳具和金刚杵的摹写,这就是宝塔现身的原因。它要传递印度次大陆的信念,并成为坟墓和转世的隐喻。宝塔的高度大多在60~70米之间,如大理唐代千寻塔,为密檐式方形空心砖塔,高达69.13,可能是现存的最高佛塔。其他著名宝塔如西安大雁塔、南京大报恩寺塔和山西应县木塔等,都在这个标段之内,早已逾越了宫廷屋脊的高度。

但佛塔没有自我燃烧的动向。与哥特式教堂的火焰相比,它们不过是被天神蓄意拉长的坟茔,伫立于寺院的角隅,看守着众高僧的骨殖(又称“佛骨”或“舍利子”)。而从宏观叙事的角度看,它们更像是一些坚硬的阳具,刺破皇帝的龙袍,去改造二维世界的单调风景。在帝国的管制史上,“反叛的建筑学”似乎从未放弃飞跃的企图。但这是极其微弱的希望。在人民获得自由和尊严之前,它不能改变建筑扁平化的命运,也无力超越二维民族的历史本性。(作者:朱大可,原载《先锋中国评论》20081月号)

来源http://blog.sina.com.cn/zhud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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