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标题: 傅东华译《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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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傅东华译《飘》中的归化翻译包括对人名、地名、机构名的归化处理，也包括对定语、状语等句子成分摆放位置的归化和对某些介词短语、-ing分词短语等结构的归化。傅译中的归化翻译可以从社会符号学、图式理论、和德国功能主义中得到理论支持。
一、简介:
《飘》（Gone with the Wind）是美国著名女小说家玛格丽特·米西尔（Margaret Mitchell）的成名作，于1936年出版后第一年就销售2000万册，并于1937年获普利策奖。故事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是一部带有感伤怀旧情绪的爱情小说。傅东华在1940年将《飘》译成汉语。傅译本的《飘》用词简单平实，语言流畅熟悉。傅译本的《飘》就像中国小说，读起来毫无生涩、泊来之感。傅译本的这种风格主要是由大量使用归化翻译手法产生的。本文拟总结并例示其归化的内容，探讨其采用归化翻译的理论依据，以期总结出一些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有帮助的规律。
二、傅译中的归化翻译的内容
傅译中采用归化翻译的内容从形式可以分为两个层次，词汇层和句法结构层。词汇层的归化翻译包括对人名、地名和机构名的归化。句法层的归化翻译包括对定语、状语等句子成分摆放位置的归化和对某些介词短语、-ing分词短语等结构的归化。
一部外国小说或一个外国故事，使读者感到陌生、并有可能影响阅读兴趣的首先是故事中的人名、地名。许多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有时干脆跳过那些生涩难读，却又毫无意义的外国人名、地名，甚至读完之后还不知道故事中角色的姓名，不无遗憾，而且还会影响进一步阅读的兴趣。如果采取归化译法，则会提高读者兴趣，拉近读者与小说的距离。
傅东华先生在其《飘》译本中几乎归化，汉化了所有的人名、地名。小说中有身份、有地位人物的姓名，特别是姓氏，几乎都翻译成了汉语中的常见的人名，姓氏。如郝思嘉（Scarlet O’hara）、郝爱兰（Allen O’hara）、郝嘉乐（Gerald O’hara）、汤谠谟（Tom Tarleton）、汤保义（Boy Tarleton）、汤伯伦（Brent Tarleton）、汤司徒（Stuart Tarleton）、卫希礼（Ashely Wilkes）、卫英第（India Wilkes）、白瑞德（Rhett Butler）、方东义（Tony Fontaine）、包利革将军（General Beauregard）。在地名翻译中，傅译借助了汉语中一些表地名的后缀词，使译名带有中国地名气息。如 饿狼陀(Atlanta)、陶乐场(Tara)、肇嘉州(Georgia)、钟氏坡(Jonesboro)、曹氏屯(Charleston)等地名中的“陀、场、州、坡、屯”等常用于中国地名之中。
除人名、地名之外，译者还将一些机构名称按汉语中的表达方式翻译。如例1中大学的名称仿照中国的“北大”，“人大”等形式翻译。（例1）“He’s kind of set on getting an education, and you two have pulled him out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and Alabama and South Carolina and now Georgia.”[1](7)（译文：“他向来把教育看得很认真的。以前在佛大、亚大、南大，他们都给你拖了出来，现在肇大，又给你们连累得读不成。”[2](3)）
以上人名、地名及机构名的翻译都是归化翻译在词汇层上的反映。除此之外，在句子结构层次上，归化倾向也有明显的体现。从以下例2至例4中可见一般。
（例2）“Sensing something they could not understand， … the twins struggled along for a while， and then rose reluctantly， looking at their watches.”[1](12)（译文：“这种骤然变化的情形，他们虽然说不出所以然来，却也已经感觉到了。但他们还想在那里再赖一会儿，后来看看再也赖不下去了，这才垂头丧气地站了起来，看了一看表”[2](11)）例2中，句首或句尾有作状语的分词短语，而句子的主干在中间，这是英语中常用的结构，但汉语中没有分词短语，在该句得译文中，前面一个分词短语译成了一个单独得句子，后一个分词短语译成了主句并列谓语之一。这种处理符合汉语的句法特征。
（例3）“But for all the modesty of her spreading skirts, the demureness of hair netted smoothly into a chignon and the quietness of small white hands folded in her lap, her true self was poorly concealed”[1](5)（译文：“可是不管她那散开的长裙显得多么端庄，不管她那疏得光滑的后髻显得多么老实，也不管她那叠在膝头上的一双雪白的小手显得多么安静，总都掩饰不了她的真性情”[2](2)）。例3中，“for”后接三个并列名词结构，增译成了符合汉语习惯的“不管……不管……也不管……”这样一个并列连词结构。
（例4）“Nineteen years old， six feet two inches ta ll， long of bone and hard of muscle， with sunburned faces and deep auburn hair， their eyes merry and arrogant， their bodies clothed in identical blue coats an d mustard- colored breeches， they were as much alike as two bolls of cotton.”[1](5) （译文：“他们的年纪是十九岁，身材六尺二吋高，长大的骨骼，坚硬的肌肉，太阳晒黑的面皮，深金褐色的头发，眼光和乐之中带几分傲慢，身上穿着一模一样的蓝色褂儿，芥末色裤子，相貌也一模一样，像是两个难分彼此的棉花荚。”[2](2)）如例4所示，在英语中，形容词短语，介词短语以及独立主格结构等无动词分句常常放在主句前面作定语修饰主语或作状语修饰谓语[3](576)，在翻译时，按汉语习惯，将主语放在前面，将英语中的状语或定语成分变成谓语。
三、归化翻译的理据
傅译本的归化翻译风格帮助中国读者接受了这部一千多页的长篇小说，并使它在中国流行几十年，亘久不衰。这种归化翻译在实践中已经证明是成功有效的，在理论上也可以追寻到支持理据。这些理据主要包括社会符号学和功能对等的理论、图式理论、德国功能主义理论。
按照社会符号学的观点，整个世界是一个符号系统。一种社会、民族的文化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语言又是文
化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子系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也是文化的载体，可用来解释描述一切文化现象，是表达和传播文化，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工具。而翻译在形式上首先是把一个子语言符号系统中的一些语言符号转换成另一个相并列的子语言符号系统中的语言符号。如上所述，一种语言符号系统承载于其上一层的文化符号系统之中，并反映该文化符号系统的特点，所以形式上的语言符号转换必然涉及到文化符号的转换。不同的文化符号系统之所以能并存而不溶为一个，是因为它们在享有基本共性的基础上有各自的特性，而且每一种文化个性的存在依赖于其它文化个性的存在。既然各不相同，在转换过程中必然有冲突，这就涉及到一个取向问题：是将源语文化强加给目的语文化，还是依赖它们的共性尽量用目的语文化来诠释源语文化。于是“归化”和“异化”就诞生了，它们之间的取向之争也诞生了。
归化（adaptation）是指用译语文化中惯用的表达方式来转换源语；异化（alienation）是要保存源语的异国情调。前者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后者则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归化、异化的争论实质上是直译与意译争论的延伸和扩展。直译、意译主要争论的是翻译中语言的表达方式问题，而归化、异化主要争论的是翻译中语言所包含文化内容的传递问题。
文化包括物质、制度和心理三个层次[4](109)，英语国家和汉语国家文化的不同必然在这三个层次都有体现。每一个语言符号只有在其所在的语言符号系统和文化符号系统中才有其相对固定的位置，从而获得其相对固定的意义和功能。作为语言使用者的人以其所在的文化为思维，认知世界的基础，并受其制约。因此，一名读者只有对其母语才会有最准确的理解。在翻译中，按照功能对等的原则，将体现源文化独特性的语言符号归化译为目的语符号，将有助于读者准确理解。
图式理论基于格式塔心理学。图式理论的倡导者认为人的知识是以图式(schema)的形式储存于记忆中的，很多的图式连接在一起构成巨大的，立体的图式框架。[5](255-2391)人的神经系统接受信息时，存贮在图式框架中的大量知识就被激活，如果某一图式知识与新信息相合，它就会映射在大脑里，并尽力为新信息提供解释。人们理解话语与信息的过程就是找出适当的图式，并藉此提供合理解释的过程。
由图式理论，我们可以推论读者的理解依赖于其思想中的图式知识，即生活、社会、文化、科学等方面的知识。读者的图式知识越丰富，他的认知、理解能力就越强，他理解新信息就越容易、越快。一位读者离不开他所在的社会、文化，他的图式框架必然是以他所在的社会和文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因而他理解一部文学作品也必然以他所熟悉的社会、文化的各方面为基础。归化的翻译正是将一种陌生的文化转化为熟悉的文化。它必然有助于读者的理解，提高读者的阅读速度。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出现于本世纪七十年代，其中，目的论(skopos theory)是功能派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翻译目的论以人类行为理论为指导，把翻译置于人类行为理论的范畴研究。目的论论者认为翻译是有目的和意图，在译者的作用下，以原文文本为基础的跨文化的，互动的人类交际活动。其中，意图是指翻译活动的参与者认为或解释为有意图。该意图与译者或与翻译活动的发起者有关，它可能与原作者的意图相近，也可能不同。
翻译目的论有三条基本规则[6]。首要的是目的规则（skopos rule）.目的规则指翻译应能在译语情境和文化中，按译语接受者期待的方式发生作用。决定翻译过程的根本原则是整个翻译活动的目的 （skopos）.该目的由翻译活动的发起者向译者提出翻译要求，并和译者协商决定。其次是连贯规则（coherence rule or intra-textual coherence）.它指译文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达到语际连贯，与译语接受者的交际情境连贯一致，让译语接受者理解。再次是忠实规则（fidelity rule or inter-textual rule），它指译文忠实于原文，但与原文的忠实程度和形式取决于翻译的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
《飘》是一部流行爱情小说。傅先生也是将其作为一部流行小说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这一点从其《译序》中“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删节”一句可看出。傅先生翻译的目的是将这部深受外国人喜欢的爱情小说介绍给中国读者，以供茶余饭后消遣。为了使国人愿意阅读、接受甚至喜欢它，翻译就不能生硬，不能使读者感到故事和自己很遥远、很陌生，而是应该以平实的、读者熟悉的语言将故事讲出来。同时，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读者最大的期望是尽好、尽快地了解故事情节，这与归化翻译所能提供的“准确理解”和“快速”相一致，同时也是翻译目的的要求。
四、结论
傅译版《飘》中的归化翻译在实际上证明是成功可行的，理论上也有支撑理据。在现在实际上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蚕食鲸吞、社会倡导文化多元化，鼓励弘扬民族文化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在外国文学作品的汉译中，虽然不应完全拒绝异化的翻译方法，但应该提倡多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这样，中华民族的文化之花才能在世界文化的花坛中盛开。
参考文献：
[1]Mitchell, Margaret. GONE WITH THE WIND [Z].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
[2]傅东华.飘 [Z].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
[3]章振邦.新编英语语法教程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邢福义.文化语言学 [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5]Anderson, R. C & P. D. Pearson. A Schema-Theoretic View of basic Processe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A].In P. D. Pearson (Ed.). Handbook of Reading Research[C]. New York: Longman. 1984.
[6]仲伟合，钟钰. 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J]. 中国翻译，1999（3）：47-49.
| 中的归化翻译包括对人名、地名、机构名的归化处理，也包括对定语、状语等句子成分摆放位置的归化和对某些介词短语、-ing分词短语等结构的归化。傅译中的归化翻译可以从社会符号学、图式理论、和德国功能主义中得到理论支持。
一、简介:
《飘》（Gone with the Wind）是美国著名女小说家玛格丽特·米西尔（Margaret Mitchell）的成名作，于1936年出版后第一年就销售2000万册，并于1937年获普利策奖。故事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是一部带有感伤怀旧情绪的爱情小说。傅东华在1940年将《飘》译成汉语。傅译本的《飘》用词简单平实，语言流畅熟悉。傅译本的《飘》就像中国小说，读起来毫无生涩、泊来之感。傅译本的这种风格主要是由大量使用归化翻译手法产生的。本文拟总结并例示其归化的内容，探讨其采用归化翻译的理论依据，以期总结出一些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有帮助的规律。
二、傅译中的归化翻译的内容
傅译中采用归化翻译的内容从形式可以分为两个层次，词汇层和句法结构层。词汇层的归化翻译包括对人名、地名和机构名的归化。句法层的归化翻译包括对定语、状语等句子成分摆放位置的归化和对某些介词短语、-ing分词短语等结构的归化。
一部外国小说或一个外国故事，使读者感到陌生、并有可能影响阅读兴趣的首先是故事中的人名、地名。许多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有时干脆跳过那些生涩难读，却又毫无意义的外国人名、地名，甚至读完之后还不知道故事中角色的姓名，不无遗憾，而且还会影响进一步阅读的兴趣。如果采取归化译法，则会提高读者兴趣，拉近读者与小说的距离。
傅东华先生在其《飘》译本中几乎归化，汉化了所有的人名、地名。小说中有身份、有地位人物的姓名，特别是姓氏，几乎都翻译成了汉语中的常见的人名，姓氏。如郝思嘉（Scarlet O’hara）、郝爱兰（Allen O’hara）、郝嘉乐（Gerald O’hara）、汤谠谟（Tom Tarleton）、汤保义（Boy Tarleton）、汤伯伦（Brent Tarleton）、汤司徒（Stuart Tarleton）、卫希礼（Ashely Wilkes）、卫英第（India Wilkes）、白瑞德（Rhett Butler）、方东义（Tony Fontaine）、包利革将军（General Beauregard）。在地名翻译中，傅译借助了汉语中一些表地名的后缀词，使译名带有中国地名气息。如 饿狼陀(Atlanta)、陶乐场(Tara)、肇嘉州(Georgia)、钟氏坡(Jonesboro)、曹氏屯(Charleston)等地名中的“陀、场、州、坡、屯”等常用于中国地名之中。
除人名、地名之外，译者还将一些机构名称按汉语中的表达方式翻译。如例1中大学的名称仿照中国的“北大”，“人大”等形式翻译。（例1）“He’s kind of set on getting an education, and you two have pulled him out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and Alabama and South Carolina and now Georgia.”[1](7)（译文：“他向来把教育看得很认真的。以前在佛大、亚大、南大，他们都给你拖了出来，现在肇大，又给你们连累得读不成。”[2](3)）
以上人名、地名及机构名的翻译都是归化翻译在词汇层上的反映。除此之外，在句子结构层次上，归化倾向也有明显的体现。从以下例2至例4中可见一般。
（例2）“Sensing something they could not understand， … the twins struggled along for a while， and then rose reluctantly， looking at their watches.”[1](12)（译文：“这种骤然变化的情形，他们虽然说不出所以然来，却也已经感觉到了。但他们还想在那里再赖一会儿，后来看看再也赖不下去了，这才垂头丧气地站了起来，看了一看表”[2](11)）例2中，句首或句尾有作状语的分词短语，而句子的主干在中间，这是英语中常用的结构，但汉语中没有分词短语，在该句得译文中，前面一个分词短语译成了一个单独得句子，后一个分词短语译成了主句并列谓语之一。这种处理符合汉语的句法特征。
（例3）“But for all the modesty of her spreading skirts, the demureness of hair netted smoothly into a chignon and the quietness of small white hands folded in her lap, her true self was poorly concealed”[1](5)（译文：“可是不管她那散开的长裙显得多么端庄，不管她那疏得光滑的后髻显得多么老实，也不管她那叠在膝头上的一双雪白的小手显得多么安静，总都掩饰不了她的真性情”[2](2)）。例3中，“for”后接三个并列名词结构，增译成了符合汉语习惯的“不管……不管……也不管……”这样一个并列连词结构。
（例4）“Nineteen years old， six feet two inches ta ll， long of bone and hard of muscle， with sunburned faces and deep auburn hair， their eyes merry and arrogant， their bodies clothed in identical blue coats an d mustard- colored breeches， they were as much alike as two bolls of cotton.”[1](5) （译文：“他们的年纪是十九岁，身材六尺二吋高，长大的骨骼，坚硬的肌肉，太阳晒黑的面皮，深金褐色的头发，眼光和乐之中带几分傲慢，身上穿着一模一样的蓝色褂儿，芥末色裤子，相貌也一模一样，像是两个难分彼此的棉花荚。”[2](2)）如例4所示，在英语中，形容词短语，介词短语以及独立主格结构等无动词分句常常放在主句前面作定语修饰主语或作状语修饰谓语[3](576)，在翻译时，按汉语习惯，将主语放在前面，将英语中的状语或定语成分变成谓语。
三、归化翻译的理据
傅译本的归化翻译风格帮助中国读者接受了这部一千多页的长篇小说，并使它在中国流行几十年，亘久不衰。这种归化翻译在实践中已经证明是成功有效的，在理论上也可以追寻到支持理据。这些理据主要包括社会符号学和功能对等的理论、图式理论、德国功能主义理论。
按照社会符号学的观点，整个世界是一个符号系统。一种社会、民族的文化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语言又是文
化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子系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也是文化的载体，可用来解释描述一切文化现象，是表达和传播文化，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工具。而翻译在形式上首先是把一个子语言符号系统中的一些语言符号转换成另一个相并列的子语言符号系统中的语言符号。如上所述，一种语言符号系统承载于其上一层的文化符号系统之中，并反映该文化符号系统的特点，所以形式上的语言符号转换必然涉及到文化符号的转换。不同的文化符号系统之所以能并存而不溶为一个，是因为它们在享有基本共性的基础上有各自的特性，而且每一种文化个性的存在依赖于其它文化个性的存在。既然各不相同，在转换过程中必然有冲突，这就涉及到一个取向问题：是将源语文化强加给目的语文化，还是依赖它们的共性尽量用目的语文化来诠释源语文化。于是“归化”和“异化”就诞生了，它们之间的取向之争也诞生了。
归化（adaptation）是指用译语文化中惯用的表达方式来转换源语；异化（alienation）是要保存源语的异国情调。前者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后者则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归化、异化的争论实质上是直译与意译争论的延伸和扩展。直译、意译主要争论的是翻译中语言的表达方式问题，而归化、异化主要争论的是翻译中语言所包含文化内容的传递问题。
文化包括物质、制度和心理三个层次[4](109)，英语国家和汉语国家文化的不同必然在这三个层次都有体现。每一个语言符号只有在其所在的语言符号系统和文化符号系统中才有其相对固定的位置，从而获得其相对固定的意义和功能。作为语言使用者的人以其所在的文化为思维，认知世界的基础，并受其制约。因此，一名读者只有对其母语才会有最准确的理解。在翻译中，按照功能对等的原则，将体现源文化独特性的语言符号归化译为目的语符号，将有助于读者准确理解。
图式理论基于格式塔心理学。图式理论的倡导者认为人的知识是以图式(schema)的形式储存于记忆中的，很多的图式连接在一起构成巨大的，立体的图式框架。[5](255-2391)人的神经系统接受信息时，存贮在图式框架中的大量知识就被激活，如果某一图式知识与新信息相合，它就会映射在大脑里，并尽力为新信息提供解释。人们理解话语与信息的过程就是找出适当的图式，并藉此提供合理解释的过程。
由图式理论，我们可以推论读者的理解依赖于其思想中的图式知识，即生活、社会、文化、科学等方面的知识。读者的图式知识越丰富，他的认知、理解能力就越强，他理解新信息就越容易、越快。一位读者离不开他所在的社会、文化，他的图式框架必然是以他所在的社会和文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因而他理解一部文学作品也必然以他所熟悉的社会、文化的各方面为基础。归化的翻译正是将一种陌生的文化转化为熟悉的文化。它必然有助于读者的理解，提高读者的阅读速度。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出现于本世纪七十年代，其中，目的论(skopos theory)是功能派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翻译目的论以人类行为理论为指导，把翻译置于人类行为理论的范畴研究。目的论论者认为翻译是有目的和意图，在译者的作用下，以原文文本为基础的跨文化的，互动的人类交际活动。其中，意图是指翻译活动的参与者认为或解释为有意图。该意图与译者或与翻译活动的发起者有关，它可能与原作者的意图相近，也可能不同。
翻译目的论有三条基本规则[6]。首要的是目的规则（skopos rule）.目的规则指翻译应能在译语情境和文化中，按译语接受者期待的方式发生作用。决定翻译过程的根本原则是整个翻译活动的目的 （skopos）.该目的由翻译活动的发起者向译者提出翻译要求，并和译者协商决定。其次是连贯规则（coherence rule or intra-textual coherence）.它指译文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达到语际连贯，与译语接受者的交际情境连贯一致，让译语接受者理解。再次是忠实规则（fidelity rule or inter-textual rule），它指译文忠实于原文，但与原文的忠实程度和形式取决于翻译的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
《飘》是一部流行爱情小说。傅先生也是将其作为一部流行小说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这一点从其《译序》中“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删节”一句可看出。傅先生翻译的目的是将这部深受外国人喜欢的爱情小说介绍给中国读者，以供茶余饭后消遣。为了使国人愿意阅读、接受甚至喜欢它，翻译就不能生硬，不能使读者感到故事和自己很遥远、很陌生，而是应该以平实的、读者熟悉的语言将故事讲出来。同时，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读者最大的期望是尽好、尽快地了解故事情节，这与归化翻译所能提供的“准确理解”和“快速”相一致，同时也是翻译目的的要求。
四、结论
傅译版《飘》中的归化翻译在实际上证明是成功可行的，理论上也有支撑理据。在现在实际上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蚕食鲸吞、社会倡导文化多元化，鼓励弘扬民族文化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在外国文学作品的汉译中，虽然不应完全拒绝异化的翻译方法，但应该提倡多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这样，中华民族的文化之花才能在世界文化的花坛中盛开。
参考文献：
[1]Mitchell, Margaret. GONE WITH THE WIND [Z].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
[2]傅东华.飘 [Z].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
[3]章振邦.新编英语语法教程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邢福义.文化语言学 [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5]Anderson, R. C & P. D. Pearson. A Schema-Theoretic View of basic Processe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A].In P. D. Pearson (Ed.). Handbook of Reading Research[C]. New York: Longman. 1984.
[6]仲伟合，钟钰. 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J]. 中国翻译，1999（3）：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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