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

　  “我今天不想演讲，只想向大家朗读一段我的作品。”上周六，著名作家毕飞宇(微博)做客“方所——作家现场”，与“布道”式的高谈阔论相比，毕飞宇似乎更沉浸在文字的魅力中。他念起自己的代表作《玉米》中的一段，抑扬顿挫，低吟浅唱，完全忘却了四周的嘈杂之声。

　　毕飞宇说，写作的快乐是不从事文字工作的人难以理解的。“就像是进入了癫狂的状态，在那一瞬间，你突然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虽然事实可能证明这一种‘无所不能’只是幻象，但是谁不喜欢这种无中生有的激荡人心的体会呢？”

　　从《青衣》、《玉米》到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推拿》，毕飞宇一直坚持自己的步调：低产，不轻易抛头露面，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他甚至不使用手机和电脑，因为“在电脑上看不出错别字”。这样一位作家，他的文学世界是怎样的？在这次的交流中，毕飞宇撕开他思想世界的一角，让读者一窥究竟。

　　1.“我对自己的作品没有不满意的”

　　我是一个写作态度非常认真的人，至今我家的抽屉里还有许多我认为不适合拿出来的作品。在修改稿件的时候，即使是一个标点符号，我都会斟酌好多天。

　　毕飞宇是出了名的“低产”作家，从上世纪80年代从事写作至今，他为人所熟知的小说不过那么几部，同时，他也是出了名的得奖专业户，曾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等各种重量级奖项。

　　然而，对于毕飞宇来说，更重要的是自我的认可。在其他作家纷纷感慨自己过往的作品总有遗憾或不成熟之处时，毕飞宇却骄傲地说：“我对自己的作品没有一部不满意的。这不是自恋，更不是自大，这是由我的写作态度决定的。”毕飞宇说，他是一个写作态度非常认真的人，“至今我家的抽屉里面还有很多我认为不适合拿出来的作品，有一些中篇，有一些短篇。我在修改稿件的时候，即便是一个标点符号，我认为有问题，我都要放着它，有时候一个词语我觉得不好，我可以一放几天。”

　　对于自己的文字，毕飞宇有着十足的坚持和自信。他半开玩笑地说，他妻子甚至因此不愿意再去读他的手稿，“我每次都叫她提意见，但她提了意见之后，我又会将她驳得体无完肤；如果她赞美哪个地方写得好，我则会说‘对，你说得很对’。”

　　2.“真正驱使我写作的是小念头”

　　“有时候，我在家里穿上迷彩服，等我走进书房的时候，想象我是一个即将指挥战斗的将军，看着宏大的写作计划。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计划中的伟大作品一部也没有写出来。”

　　在介绍毕飞宇时，人们总会加上“著名作家”四个字，对此，毕飞宇自嘲：在这个世界上，有像曹雪芹那样伟大的作家，一部《红楼梦》改变了人们对母语的使用方式，这是一个有雄心的小说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退而次之的作家是像王朔一样，改变一代人的说话方式和生活方式；再次一些的作家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的人物，比如说鲁智深、祥林嫂；如果连这个也做不到，就只能希望被读者记住。“如果我什么都做不到，我就只能做到唯一一点：从每一天的写作中寻找到一种快乐，让自己的人生和生活变得美满充实。”

　　“我得到的我不想要，我想要的我得不到。泰戈尔这句话用在我写作生涯上特别准确。”毕飞宇说，他经常有好的写作计划，他把计划拆开，按照人物，按照时间，按照空间，按照线路，按照心灵，把这些计划在一张张小纸片上写下来贴在墙上。“有时候我在家里找感觉，穿上迷彩服，走进书房的时候，想象着我是一个即将指挥战斗的将军，看着沙盘，有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即将出现。但到现在为止，我计划中的伟大作品，一部也没有写出来。相反，在完成计划过程中会有一些小念头冒出来。”

　　按照毕飞宇的说法，真正驱使他写作的是那些小念头。“这些小念头小到像针尖一样，可以让你感受到那一刹那的刺痛。人在痛的时候，会尖叫或者跳起来。”只有在那一刹那，我才能进入一种有效的创作，而这种创作不在计划之内。”

　　毕飞宇善于塑造小人物，这种人物与他所说的“疼痛”有关。“任何一个有野心的作家都希望关注这种疼痛的普遍性、以及普遍性背后的机制。中国上一个世纪的文学思路，基本上就是这个路子，但这种努力其实也使中国文学在某一个阶段走入死胡同，丧失了真正有效的个体立体的形象。”毕飞宇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把事情反过来做，不去考虑普遍性，而是去塑造一个个人。

　　3.“中国作家最难写的是当代性”

　　“前三四年，我十分瞧不起田野调查，认为作家应当依靠想象去构建现实。然而现在我觉得，一个作家过分依赖想象是可耻的。”

　　自从《推拿》获得茅盾文学奖以来，毕飞宇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每一次毕飞宇总是含糊其辞地说，在写一部有关都市医生的作品。在2008年至今的3年时间里，毕飞宇说自己并没有闲着，也没有偷懒。“其实我的工作量已经超过40万字了，可是我不能保证这个作品最终能写成。我再坚持一段时间，能坚持下去就写完，实在坚持不下去，我就决定放弃。”毕飞宇说，在这次的写作过程中，他始终找不到那种在书房里身体慢慢放大的感觉，总是感觉自己变得越来越小。

　　从《玉米》、《哺乳期的女人》到《推拿》，毕飞宇终于“进城”了，这种有关城市的写作是否赶时髦？毕飞宇说，要表现当代的中国必须写城市。“真正让中国作家觉得下笔困难的，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而是当代性。”但这种当代性却同时意味着这个过程必须是动态的。“如果我写农村的话，我可以把时间向前推，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晚到80年代。但是城市化的历史才不过短短20年。一个作家生活在当今是幸运的，因为有这么多题材可写。可是静态的东西容易把握，表现动态却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情。”

　　毕飞宇说，他以前瞧不起田野调查，“我觉得作家应当是依靠想象去构建一个现实的世界，而不是去写现实。”他说自己在写《青衣》的时候，并不认识任何一个京剧演员，只是看了一本有关京剧的书，便想象出了这样一个人物。“我现在觉得，一个作家过分依赖想象力是可耻的，为什么不去做田野调查，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行为与当今日新月异的世界靠得紧一点？我现在做的工作，是尽一切可能去获取直接经验。”

　　南方日报记者 吴敏

　　实习生 徐丽 黄欢

　　■毕飞宇简介

　　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从教5年。现供职于南京《雨花》杂志社。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有长中短篇小说近百篇，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那个男孩是我》、《是谁在深夜说话》、《哺乳期的女人》、《白夜》、《男人还剩下什么》、《蛐蛐 蛐蛐》、《怀念妹妹小青》、《地球上的王家庄》、《彩虹》、《家事》、《相爱的日子》等，中篇小说《雨天的棉花糖》、《青衣》、《上海往事》等，长篇小说《平原》、《推拿》、《玉米》、《相爱的日子》等。

　　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哺乳期的女人》）；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长篇小说《玉米》）。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推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