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中叶中国文学的“概念化”，表现为政治话语的简单演绎，而当下的“新概念化”倾向，是成为现代西方各种哲学命题的注脚。本质上，这两者都放弃了从生活出发这一创作根本起点、重要原则。对前者，我们已经有清醒的认识和反省。但对后者，我们往往不仅习焉不察，有时候甚至还认定其更为深刻、更有内蕴，正因为这样，其危害也更大，更需要警惕
文学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是对文学生产一般规律的描述，也是对文学生产的根本要求。文学是社会实践土壤里的花朵，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即使极其个人化、个性化的写作，也跳不出这个范畴，只不过呈现方式有远近曲直。文学来源于生活，是说文学要观察现实生活形态，表达现实真实，而文学高于生活，是指作家充分调动情感，通过审美创造，使文学成为记录情感世界和精神理想的载体，成为表达生活本质真实的艺术形式。有生活之源，才有文学之流。
文学表达的是什么？每一个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时，都会有理性的追索，会得出一个主题、归纳出概念。但这绝不意味着作家可以从概念出发，按图索骥，到生活中去寻找和概念契合的素材。这样做，必然丢失整体把握生活的可能，扭曲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不能反映现实真实的文学注定无法反映生活本质，最终会断送文学的生命。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时期文学，可以说是对文学概念化的反拨，在打破禁锢，解放思想的语境下，文学获得新生，并重新建构文学本体。没有了“三突出”、“高大全”之类的束缚，中国文学生机重现，迎来了30年的持续发展。但是，抖落了概念化沉重枷锁的文学，是否全面、健康地走上本体建构的道路？摆脱了旧的概念化，是否堕入新的概念化而不自觉？
当下文学创作的概念化倾向仍然普遍存在，并且越来越严重制约中国当代文学的良性生长
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吸纳、学习世界文学过程中，西方文学及其哲学背景，主要是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和后现代哲学的诸多概念，持续地对中国创作产生着深刻影响。诸如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等，其中叔本华、尼采、萨特、伯格森、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等人的哲学观念下的诸多概念，直接成为作家观照中国生活的视角和眼光，在这种状态下，中国生活成为这些概念对应的生活，抑或按照这些概念选择的生活，抑或是用来为这些概念作注脚的生活。应当说，这种意义上的“概念化”，其实在西方就已经开始。20世纪的西方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文学的发展受其他学科的影响非常大。文学创作大量地吸收了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新观点、新概念。其中，很多先有哲学命题、再用精心选择的生活去演绎这一命题的作品，也不失为经典。但对于这些作者而言，他们哲学观点来源于本身的时代生活，无论其哲学命题还是文学创作都有一个基本的现实生活支撑。但是对于中国作家来说，缺少这一生活支撑，成为单纯的对理念、观念的文学式演绎，就会出现许多问题。于是，现代西方哲学强烈的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决定了文学的基本面貌。人生痛苦和无聊，是不断的欲求和挣扎；世界荒诞，是一场残缺的盛宴；人生险恶，充满了计谋和倾轧；人生而孤独，无家可归；无中心，无权威，无整体，等等。这些概念，深刻地影响了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先锋文学以及新写实主义，并形成了与之相应的消极、颓废的精神基调。
其二，从社会学与文化学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叙事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文学叙事，写出精彩的中国故事，始终是中国作家努力的方向。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密切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书写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欣喜和艰难、得与失，以此获得文学的中国经验，在这一方面，中国作家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同时概念化倾向也普遍存在。这一类概念化，主要表现为，一些作家以西方现代化的经验，特别是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问题为参照系统，来观察中国社会生活，使诸多现代化语境下的概念成为进入中国生活叙事的预设性主题，这些概念在其中起到了统摄性作用。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一个农业大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等，必然发生相对应的社会现象和精神状况，而这些则成为作家进入生活的路线图。以乡村题材的文学而论，这些概念已经被充分书写。传统意义上的故乡消失，无根感随之出现；富裕农民文化饥饿，表现为欲望膨胀，小农意识成为精神局限；进城，无所附丽，传统道德约束丧失，在城市文明面前的压抑、仇视，无法融入；空巢问题；打工族有文化诉求；现代思想和制度在乡土社会悬置等等。以城市题材文学而论，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欲望；对现代生活水土不服，怀乡病；金钱奴隶，消费主义与物质至上；用经济的眼光重构历史等等，这样的概念已经为读者熟悉。其他概念，如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失落，生命正在承受之轻，生活整体感丧失、碎片化，等等，不一一而足。从整体上说，类似的概念，被新时期文学一一演绎过，同时和上述西方现代人生哲学诸多概念相互交织、渗透一处。
文学的新概念化倾向更隐蔽，危害更大，更需要警惕。这种倾向，迟滞了文学本体构建的进程，对中国文学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
文学写作要表达创作者的思想和认识，要以自己的方式给出结论。但是概念化写作产生了大量的主题先行的文本，从文学本体建构的角度说，这标志着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对文学本体空间的侵蚀和挤占，导致文学写作成为注脚和附庸。上世纪中叶中国文学的“概念化”，演绎的是政治话语，而当下的“新概念化”倾向，是成为现代西方各种“哲学命题”的注脚和附庸。在本质上，这两者都放弃了从生活出发这一文学创作最根本的起点、最重要的原则。耐人寻味的是，几乎同样的倾向，对前者，我们已经有清醒的认识，并对其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反省和清理。但对后者，我们往往不仅习焉不察，有时候甚至还认定其更为深刻、更有内蕴。恰恰是因为这样，它的危害也就更需要警惕。这种倾向，迟滞了文学本体构建的进程，对中国文学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
首先，人物符号化倾向在文学文本中广为存在，一个时期以来，鲜有在读者中产生深远影响、代表时代本质真实的文学人物的出现，这不能不说是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巨大遗憾。当人物作为概念的化身进入文学叙事，就要服从概念逻辑的演进过程，而不是遵从人物自身心理和精神轨迹。不遵从人物的心理和精神轨迹，就体验不到生命正常的思想情感和人性温度，这个人物就不是活的，不是亲切可感的，更谈不上感染力。虚假、单一、苍白、生硬、无趣，这样的文学人物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期精神震荡过程中，西方现代人生哲学概念和当下生活体验的交织和渗透，催生了一批病态的文学人物形象，孤独、悲观、怪异、乖张、精神扭曲甚至变态，因为这一类人物是概念化的产物，所以远远偏离了读者对社会生活的真切体验和审美期许。
其次，故事情节公式化现象普遍存在。文学人物和动人的故事情节，互为表里，经典的故事是成就文学人物的载体。一般说来，故事情节，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就意味着，故事情节的特殊性，是文学典型性必要前提。阅读当下的文学作品，一些甚至已经在市场上产生广泛影响、为一些专家拥趸的文学，都具有故事情节平庸化的现象，最鲜明的特点，是一览无余，看到开头就知道过程和结局。故事情节服从于概念，整个文学写作过程是公式推导。这就是为什么广大读者总是感觉生活如此丰富，而文学如此呆板，文学经验远远落后于现实生活体验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概念化倾向造成文学性匮乏。可以说，文学越来越远离诗意和诗性，文学的诗意一方面为生活素材所固有，另一方面来自于作家主观世界中的情愫，这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吸引、互动、生发的文学创造过程，在这一过程里，作家想象力的充分发挥，是创造的翅膀，是引擎，是熔铸诗意的途径。而诗意的产生是文学超越生活真实抵达本质真实的必由之路。无疑，概念化的写作，排斥了这一创造过程，造成了文学诗意的极度匮乏和文学想象力的萎缩。
最后，概念化倾向抑制了当下文学思想高度的产生，使用外来的哲学、社会学、文化学思想资源和已有的现代化经验，去观察中国现实，使文学写作形同按图索骥、刻舟求剑，其必然结果，无须做更多说明。
经历改革开放30多年的新时期文学，已然全面向世界打开自己的视野，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中，概念化特征的出现自然有着多种原因，值得文学界思考。
在文化价值多元化的当下，中国作家的创作活动，处于一个外来文化已经涌入、正在不断涌入的环境里，处于外来文化意义叠加形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世界里。这些概念带着各自的文化背景、多方面经验，中国作家还来不及分辨，抑或还没有形成分辨能力。同时，在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面前，中国作家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意义世界。客观地说，很多中国作家对于生活体察粗率、匆忙，思考远远落后于生活实践，在急速变迁、发展的社会现实面前，感到陌生、无措，甚至失语。另外市场化客观上引导一部分作家放弃创造文学经典的努力，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的写作，不可避免地迎合大众的平庸趣味、甚至低级趣味，导致种种新的类型化文学的产生，比如情场、职场文学，这种类型化文学，也是由多种概念贯穿始终，具有典型的概念化倾向。上述种种原因，影响了文学精神和文学理想的坚持，当然谈不上文学本体的良性建构。
文学是一项伟大的创造活动，来源于生活的作品，若不经过作家的精心创造，难以高于生活；而来源于概念的文学，不管花费多少心思，注定低于生活。这一点，需要中国文学反思。 （廖文 作者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