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亚诺的文学密码
现代人自我泯灭的悲情寓言

导语：当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推开瑞典文学院紧闭的大门，向已经守候多时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宣布，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当选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时，相信大部分人都瞠目结舌地在心中盘算：他是谁？但对于80岁的法语翻译家柳鸣九先生来说，这一切似乎暌违已久。上世纪90年代，由柳鸣九先生主编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就曾第一次将莫迪亚诺的作品大规模地译介进中国，当时他本人也撰写过研究莫迪亚诺的文章。本期《洞见》即是其中之一，由柳鸣九先生写于1990年，现独家授权给凤凰网文化刊载。

该文从语言、背景、主题、隐喻、人物等诸多方面，对莫迪亚诺的文学魅力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全面剖析，指出其作品里的二战阴霾和身份缺失的犹太人元素赋予了他独特的艺术样貌，更为重要的是，这位法国“新寓言派”作家，有关现代人“自我泯灭、寻找母体”的主题隐喻是20世纪文学中最耐人寻味的悲情寓言。

NO1.语言之魅：文句简练传神、没有流于平淡

迦利玛出版社的福利奥袖珍本丛书开本甚小，排印得也很疏朗，每一行大约有十来个字，而莫迪亚诺收入这个丛书的几部小说，仅占一二行的文句居绝大多数，占三四行的文句已不多见，三四行以上的则极为稀罕了。这与法国20世纪文学中的“长句作家”的语言恰成鲜明的对照，那些“长句作家”，较远的有普鲁斯特，较近的有布托，往往一个文句就占一两页、两三页，而且还是“七星丛书”本排印得密密麻麻的一两页、两三页，或者是大开本的两三页，从句套从句，九曲十三弯。这种语言景象在莫迪亚诺的笔下是绝对没有的，他总是尽可能地避免从句，而经常用状语、补语与分词句，这就使他的文句简练到了几乎是最大的限度。

过份简练，就得防止平淡、单调与贫乏。莫迪亚诺可没有流于这种危险。他的语言很有涵量，很有弹性，很有表现力，很是传神。

请看：

这是描写一个乐队极其糟糕的演奏：“乐队正在折磨着一首克里奥尔的华尔兹”。好一个传神的动词“折磨”（Torturait）！

这是写战争时期萧条的巴黎：“街上空空荡荡，是没有巴黎的巴黎”，“Parisabsent”这一个只带有一个形容词的名词，意味何其丰富！

这是写疲劳时的感觉：“疲劳就像是一只老鼠，把我周围的一切都啃得模模糊糊”，原文只用了十多个字就把一种难以言状的感受，传达得如此生动！

这是写对城市的感情：“我喜欢这个城市。她是我的故乡。我的地狱。我年迈而脂粉满面的情妇”。这三个简单的比喻，包含了一个人在这个城市里多么复杂的经历与感情！

NO2.情趣之魅：不同于侦探小说的独特悬念感

莫迪亚诺的小说还具有一种情趣的魅力，使你一拿起来就放不下。如果考究其因，那么，你也许会觉得是其中某种近似侦探小说的成份在起作用，至少在他最初几部使他名声大噪的重要小说里是如此。在《夜巡》里，一个青年人充当了双重间谍，同时为法国的盖世太保与地下抵抗组织效力，危险的差事使他的生活与精神无时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下，而读者也提心吊胆地看着他将有什么样的遭遇、他最终将如何解脱。《魔圈》中，一个青年人打进一个形迹可疑、犯罪气息很浓的圈子，想要与陷入这个集团的父亲相认并了解他的过去，随着他的追踪，读者也一直想搞清楚这对父子的来龙去脉以及他们生活的隐衷。在《寻我记》（新译本为《暗店街》）中，主人公在一次劫难中丧失了全部对过去生活的记忆，一些年后，他当上了一个私人侦探，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寻蛛丝马迹以求搞清楚自己已完全被遗忘了的前半生的真相，于是，读者也就被引入他艰难曲折的调查，关心着这个阿里阿德涅线团的每一个头绪。此外，《户口薄》里，又有一个人的生平经历有待查清，在《星形广场》与《凄凉别墅》里，也有扣人心弦的逃亡与躲避。总之，莫迪亚诺小说里，老有某桩不平常的事件、某种紧张气氛与压力，老有一个与所有这一切有关的悬念在等着你，使你急于知道它的究竟与结果。

他的悬念显然与柯南道尔、克里斯蒂、西默农这些侦探小说大师的悬念不同，在侦探小说家哪里，悬念是很具体的，只关系到一个具体事件与具体人物的某个行为真相，而莫迪亚诺的悬念却是巨大的、笼统的，往往是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存状态的悬念（《星形广场》、《夜巡》），或者是关于一个人的实在本质的悬念（《魔圈》），要不就是关于一个人整整一段生活的悬念、全部生活经历的悬念（《寻我记》、《户口簿》）。

在侦探小说家那里，导致悬念解决的，是一个个高度戏剧化、高度偶合的具体情节与行动，而在莫迪亚诺这里，导向悬念最后结果的，则总是一个个平常的细节、淡化的场景，决不会有枪声、血迹、绳索、毒药瓶，倒是在这些平淡的场景细节中，充满了当事人自己即自我叙述者本人充满感情色彩的思绪，甚至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声。这样，在他的小说里，就有了评论家所指出的那种“紧扣人心弦的音乐般的基调”，而到最后，与所有侦探小说中悬念都有具体答案的结局完全相反，莫迪亚诺小说的悬念答案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夜巡》中那个处于危急与困顿的双重问谍将如何结束他这种尴尬难堪的存在状态？《魔圈》中叙述者“我”所深情追踪的父亲仍是一个迷，《寻我记》中的“我”总算挖出了一段被埋葬的生活经历，然而对自己前半生绝大部分的回忆仍然是一片空白。

莫迪亚诺小说的结局有一种强烈的揪心的效果，与读完侦探小说时的那种释然的感觉截然不同，而且，它还留下了好些耐人寻思的余韵。于是，你会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莫迪亚诺的作品与侦探小说实有天壤之别，而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大有深意，如果说，莫迪亚诺有使你要一口气把作品读完的魅力的话，那么，他更具有使你在掩卷之后又情不自禁更加以深思的魅力，一种寓意的魅力。这对莫迪亚诺来说，是最具有实质意义的东西，显然也是他致力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

NO3.背景之魅：“象征主义”式的二战梦魇

莫迪亚诺迄今（1990年）发表了近十部小说，奠定了他在法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正是他最初的两组作品；《星形广场》、《夜巡》、《魔圈》与《凄凉别墅》、《户口簿》、《寻我记》。如果对这些作品进行综合观察的话，那就不难发现它们往往具有相似的成份、相似的格局、相似的矛盾，而从这些相似中，又闪现着相近的寓意的光辉，它构成了莫迪亚诺在当代法国文学中鲜明的标志与独特的魅力。

从作品的历史背景来说，这些小说的故事几乎都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被德国法西斯占领的时期。《寻我记》中，虽然主人公是在战后寻找自己的过去，但他所找到的那一段过去，那一段悲惨的、使他丧失了全部记忆的生活，正是发生在第二次大战初期阶段。

对此，人们不能不感到奇怪：莫迪亚诺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他毫无第二次大战时期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他偏偏一而再、再而三选了这个时期的生活作为他小说的内容？显然，他没有任何直接的感受与第一手素材能写出像《海的沉默》、《禁止的游戏》那样真切反映了大战时期生活的作品。他也无意于这样做。

他在自己的小说里，很少对这个时期带历史标志的场景现象进行描写，只有《星形广场》有点例外，在它作为题词的小故事里，的确表明了“1942年6月”，还有“一个德国军官”也闪现了一下，小说的最后也有主人公在星形广场被处决的描写，这些总算带有明确的历史标记。在“夜巡”中，这种明确的历史标志有了淡化，除字里行间出现过“希特勒”这个名字外，几乎别无其他，在这里，身份明确的法国盖世太保也只是像一些模糊的阴影。到了《魔圈》与《寻我记》中，这种历史真实的淡化就更加明显，在《魔圈》中，只有一个反动文人关于检举出卖犹太人的只言片语与几个把“父亲”抓走的“穿风衣的人”，这几个人比影子还模糊不清；而在《寻我记》中，只有从主人公胆战心惊、惶恐不安的精神状态与他一心要逃到中立国去的愿望，我们才能断定故事是发生在什么时代。

这一切清楚地表明，莫迪亚诺绝无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摄取历史生活场景的意图，他只满足于使用这个时期的名称与这个时期所意味的那种沉重的压力，这种压力直到战后很久还像噩梦一样压在法兰西民族的记忆里。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背景，在莫迪亚诺小说里，所具有的意义就只是象征主义的、而不是现实主义的了，而象征，正是最能包含寓意的形式与框架。

NO4.人物之魅：那些身份缺失、寻求存在感的犹太人

从小说的人物形象来说，莫迪亚诺几部主要作品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犹太人（《星形广场》、《环城大道》）、无国籍者（《寻我记》）与飘零的流浪者（《夜巡》），他们无一不承受着现实的巨大压力，莫迪亚诺从德国占领时期那里支取来的象征性的压力，就是压在他们的身上。

《星形广场》中犹太人主人公拉法埃尔·施勒米洛维茨，在法西斯反犹太主义的阴影下，惶惶然从法国躲避到以色列，最后在幻觉中被处决在巴黎的凯旋门前；《魔圈》中的犹太人“父亲”，一直过着暗无天日、东躲西藏的生活，甚至不敢与自己的儿子相认，最后仍然落进了魔掌；《夜巡》中的青年主人公陷于法国特务的魔窟，在周围阴森恐怖的气氛下，他艰难的双重生涯使他的精神处于时时都有崩溃危险的边缘；《寻我记》中的彼德罗·麦克沃伊也无时不感到环境中危机四伏，夜晚，他经常灭了灯，躲在窗帘后面察看街上警察的动静。

在全面了解了莫迪亚诺笔下人物的存在状态之后，我们就逐渐接近莫迪亚诺的寓意。面对着黑沉沉的、看不见的压力与周围那种令人不安的气氛，面对着自己的存在难以摆脱魔影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些人物无不感到自己缺少存在支撑点、存在栖息地的恐慌，无不具有一种寻求解脱、寻求慰藉、找寻支撑点与栖息处的迫切要求，无一不具有一种向往“母体”的精神倾向，似乎是尚未满月的婴儿忍受不了这个炎凉的世界，仍然依恋着自己的胞衣。

引人注意的是，母亲、父亲、祖国以及象征着母体祖国的护照与身份证，成为了人物向往的方向、追求的目标，成为了他们想要找到的支撑点，但他们的这种向往与追求无一不遭到悲惨的失败。

《星形广场》中的犹太青年拉法埃尔·施勒米洛维茨怀着扎根的意图，到处寻找自己的栖息地，最后是以恶梦收场；《夜巡》中的“德·朗巴勒公主”在严酷可怕的环境下，唯一使他感到慰藉的就是远在洛桑的妈妈，然而，要摆脱他所处的险境到那里去，却比登天还难，他最后只能以自己的生命去触犯死亡，走上了殉道者自我毁灭的绝路才结束他两难的存在状态；《魔圈》中的“我”，怀着深情，不畏艰难去寻找自己的父亲，但父亲却是一个无“根”的人，他只拥有伪造的“身份证”，他没有祖国，他还企望从儿子的一份中学毕业文凭中得到他的根基的确认，就像一个将溺死的人抓住一根稻草；《寻我记得》中，不仅彼得罗是一个没有合法护照、没有正当身份的“黑人”，而且，弗雷迪、盖伊、维尔德梅尔也都是持假护照者，在法国没有正当身份，他们只能躲在边境上，伺机逃到中立国去，而这种冒险带来的却又是更大的不幸。

莫迪亚诺小说中这样一个个故事，都集中地揭示了人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支撑点、自己的根基的状态，表现了人在现实中得不到确认的悲剧，或者说，现实不承认人的存在的悲剧。

NO5.主题之魅：现代人自我泯灭、寻找自我的悲情命题

不仅仅是得不到现实的确认，而且更惨的是得不到自己的确认。莫迪亚诺继续深化自己的主题，在表现人物寻求支撑点、栖息所的同时，又表现了人寻找自我的悲剧，从而使他的小说具有了又一个深刻的寓意，也许是20世纪文学中最耐人寻思的寓意之一。

在《夜巡》的结尾，那个双重间谍这样说：“我允许我的传记作者简单地把我称为‘人’，并希望他有足够的勇气写出我的传记。”这句话明确地标出了小说故事与人物的形而上学的意义，这个双重间谍深陷于两个对立营垒的夹缝之中，疲于应付两方面的压力，这样难堪的状态使他完全失去了自我，他甚至没有自己的真实姓名，对于法西斯组织来说，他名叫斯温·特鲁巴杜尔，对于地下抵抗组织来说，他名叫“德·朗巴勒公主”，他的自我究竟是可耻的特务还是潜伏的忠士？他最后的选择似乎是为了确定自己的性质，然而，你掩卷之后能完全确定他自我的性质吗？寻找自我的悲剧，在这部小说里已初见端倪。

同样，在《魔圈》里，“父亲”完全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丧失了自我的形象，他既无真名实姓，也没有清清楚楚的经历，他身上裹着一层暧昧的浓雾，而他这种自我的丧失，就是与他支撑点的丧失、栖息处的丧失紧密相关的。叙述者“我”力图替自己的父亲恢复自我、显现自我，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而且，“我”本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丧失了自我的形象，人们称呼他的那个名字，仅仅是他在旅馆登记薄上的一个化名，他的父亲显现自我的努力归于失败，也就等于他寻根溯源、寻找自我哪一个重要的努力纯系徒劳，他将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这一部分自我。

不言而喻，到了《寻我记》中，寻找自己的主题发展到更明确更清晰的程度，在这里，叙述者“我”几乎丧失了全部的自我，自己的真实姓名、生平经历、职业工作、社会关系，他成为了一个无根无底的人，一个没有本质、没有联系的飘忽的影子，一个其内容已完全消失泯灭的符号，而“私人侦探居伊·罗朗”这个符号仅仅是他偶然得到的，他真实的一切都已经被深深埋藏在浩瀚无边的人海深处，他要到这大海中去搜寻一段段已经散落的零星线索，他所从事的这件事，其艰难似不下于俄底修斯为了返回家乡而在海上漂流十年的经历，在这个意义上，莫迪亚诺创造了一部现代人寻找自我的悲怆史诗。

寻找自我，是一个深邃的悲剧性的课题，它不仅摆在莫迪亚诺小说中那些具体人物的面前，而且也摆在所有的现代人的面前，何况，莫迪亚诺笔下的“德·朗巴勒公主”还曾要求把他视为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也正因为这是一个世人都面临的问题，所以，他才把为他写一部确定自我、寻找自我的传记视为一件需要“足够勇气”的事情。

在莫迪亚诺的作品里，确认自我、显现自我、寻找自我之所以特别艰巨，就因为在现代社会里，人都经受着自我泯灭与自我消失。这种自我泯灭与自我消失，首先是发生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发生在“流通过程”中，在这里，不仅有严峻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等种种原因促使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我泯灭、自我消失，而且，复杂的社会流通过程，现代复杂的生活方式也促使自我的泯灭与消失，像《寻我记》中的“我”所感受到的：“人们的生活相互隔离，他们的朋友也互相不认识”，于是，在开放性的现代社会里，频繁复杂的社会交往实际上倒成为了这样一种情景：“千千万万的人，在巴黎纵横交错的街道上川流不息，就像无数的小弹丸在巨大的电动弹子台上滚动，有时两个就撞到一起。相撞之后，没有留下任何踪迹，还不如飞过的黄萤尚能留下一道闪光”。

NO6.隐喻之魅：世间曾有过我们吗？

也许是更主要的：自我消失、自我泯灭还取决于个人是否具有获得自我、确立自我、显现自我的主体意识，如果没有这种主体意识与相应的努力，自我的消失与泯灭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不幸，这恰巧是芸芸众生的常态。

《寻我记》中有这样的寓意深长的一大段：经历很快烟消云散，我和于特经常谈起这些踪迹泯灭的人。忽有一天，他们走出虚无，只见衣饰闪几下光，便又复归沉寂。绝色佳人、美貌少年、轻浮的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即便在世的时候，也不过像一缕蒸汽，绝不会凝结成型。于特给我举出这样一个例子，即他所谓的“海滩人”。此公在海滩上、在游泳池旁度过了四十个春游初秋……在成千上万张暑假照片里的一角或背景里，总能看到他穿着游泳裤，混迹在欢乐的人群中，但是谁也叫不上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呆在那里。有朝一日，他从照片上消失了，同样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不敢对于特明讲，我认为自己就是那种“海滩人”。况且，即便我向他承认了，他也不会感到惊奇，于特曾一再强调，其实我们都是“海滩人”，拿他的话来说，“我们在海滩上的脚印，只能保留几秒钟”。

这是莫迪亚诺又深一层的寓意，也是他在小说里多次加以阐释的寓意：“也许我什么也不是，仅仅时强时弱的声波透过我的躯体，漂浮空间，渐渐凝聚，这便是我”。“谁知道呢，也许我们最终会烟消云散。或者，我们完全变成一层水汽，牢牢附在车窗玻璃上”。“他们几个人也渐渐丧失真实性，世间曾有过他们吗”。直到小说的最后，莫迪亚诺又用包含了这个寓意的一句话来结束全书：“我们的一生，不是跟孩子这种伤心一样，倏忽间在暝色中消失吗？”

多么充满了悲怆性的小说！其悲怆性足以与马尔罗哲理中被判处了死刑的人、加缪思想体系的西西弗相比，这是莫迪亚诺力图描绘出来的又一幅人类状况的图景，在这图景中的寓意尽管不具有马尔罗哲理那种进取精神，也不像加缪的西西弗神话那样带有坚毅的色彩，而倒有几分茫然若失、悲凉虚幻的意味，但仍不失为一种醒世的寓意，它将有助于认识现代社会中种种导致自我泯灭、自我消失的现实，也将启迪那种打破“海滩人”存在状况的自觉要求与自为意识。在这个寓意上，莫迪亚诺也具有他吸引人的思想魅力。

从60年代到70年代，当代法国文坛上相继有这样几个作家崭露头角，并获得极大的成功，先是米歇尔·图尔尼埃、而后是勒·克莱齐奥，再换就是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不论他们的题材、艺术形式、风格有什么不同，但他们都特别着力在形象中包涵深邃的寓意，于是，他们在法国当代文学中就有“新寓言派”之称，而且早已功成名就的老作家尤瑟纳尔也被划入了这个行列，还加上于连·克拉克与多米尼克·弗尔南德斯等人，这就构成了一个不亚于“新小说派”的强大阵容，即将作结的20世纪（注：此为作者写作该文的时间）文学发展过程，已经证明了这个流派是本世纪下半叶法国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

柳鸣九，生于1934年，著名法语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其译介的雨果，左拉，莫泊桑，司汤达，大、小仲马、萨特、加缪等等法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名家良作，都堪称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