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
凤凰网文化讯 作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讲座教授的王德威，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继夏志清、李欧梵之后的第三代领军人物。他多年来一直侧重于文学与历史的互动研究，曾以一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提出“被压抑的现代性”，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和讨论。其后来提出的“想象中国的方法”亦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近几年，王德威又开始积极倡导华语语系文学概念与抒情传统研究，再次受到学界关注。
2015年6月2日到5日，王德威到访北京，分别以“写在延安与金门以外：战争、离散、叙事”、“华语语系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和“如何讲述中国：大陆与海外的不同视角”为题与大陆学界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学术交流。
历史冲击文学 文学铭刻历史
在题为“写在延安与金门以外：战争、离散、叙事”的学术报告中，王德威强调这是一个关系到怎样为中国文学做定位的重要问题。通过对1950-1970年之间不同地域不同意识形态之下，文学如何书写战争、离散主题来再次思考历史如何带给文学冲击，以及文学如何铭刻历史。他解释题目里的“延安”与“金门”，是由地理所投射出来的象征体系。
王德威在演讲中列举分析了杜鹏程《保卫延安》、朱西甯《八二三注》、张爱玲《赤地之恋》、潘垒《静静的红河》、司马桑敦《野马传》、柏杨《异域》、金枝芒《饥饿》七部文学作品，由此探究同一历史背景下的不同历史表达以及文学书写与历史变奏之间的互相作用。
例如，在解读《保卫延安》及其命运时，王德威指出这类文本来自一种革命历史叙事的自我矛盾与分裂，既要回顾历史，为某一特定时期、事件的意义下“定论”，同时又要对应现实当下和未来多变的风向，不断重写历史，延宕某一特定时期、事件的意义。历史既是先验的，也是后设的。
再次，王德威分析张爱玲的《赤地之恋》是从“倾城之恋”到“倾国之恋”，整个国家的历史背景都成为张爱玲式华丽加苍凉的爱情点缀。
王德威强调，看待历史文本不仅是文本本身，还要连同文本之外。这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政治态度、不同价值视角的作品，一方面似乎与大历史叙事遥相呼应，另一方面也横生意料之外的变局，由此展开的动线与眼界扩展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离散叙事空间和可能。最重要的是通过理解这样“分裂”的叙事，我们可以思考个人与国家之间的非必然关系。
王德威说，阅读彼时的这些小说，除了回顾那段血泪，找寻乱世里的某种安顿，更要发掘叙事传统中的一种抒情声音。
文学作为一种想象的领域
王德威借用巴赫金的“众生喧哗”来形容存在40种语言和17种文字的中国“文”学总貌。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状况下，如何定义、描述中国就变得尤为重要。他总结了诸家的多种观点，包括杜维明的“文化中国”、王赓武的“地方的中国性、实践的中国性”、李欧梵的“游走的中国性”、王灵智的“双重统和结构”、周蕾的“反血缘中国性”以及洪美恩的中文失语尴尬和哈金的流亡到英文。
由此，华语语系的提出就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涵盖中国叙事的多种可能和形式。王德威解释，“华语语系”早在史书美和石静远那里就曾提出过，但他并不赞同史书美“华语语系的抵抗”的观点。他借用葛兆光《宅兹中国》一书的思路，再次将一些习惯的表述定义在不断行进的概念里。这其中，王德威曾写过一本重要的著述就是《后遗民写作》，他解释“后”不仅可暗示一个世代的完了，也可暗示一个世代的完而不了；“遗”则可以包括遗“失”、“残”遗和遗“留”。移民、殖民、遗民、夷民、公民都是华语语系中重要的视角来源。
王德威说，众生喧“华”的状况使得文学成了一种想象的领域，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形成了一种辩证。贾平凹《秦腔》、金宇澄《繁花》、黄碧云《烈佬传》、陈淑瑶《流水账》、阿来《尘埃落定》、张承志《心灵史》都是这种辩证的很好的案例。
最后，王德威强调在华语语系中有五个问题尤其需要重视，即：空间政治、话语表述、人间情境、媒介与媒介性、华语语系研究的历史向度。
小说描述中国
王德威用“小说中国”作为观察过去一个世纪小说起落的各种各样现象转折的总结。从1902年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以后，将近100年，叙事文学都是中国文学现代性里最重要的一个表征，无论是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事新编，还是郁达夫式的非常浪漫的甚至私小说式的自醒，从茅盾式的批判现实主义到沈从文永恒的湘西山水的乡土抒情，或者从张爱玲式有点颓废的战争时期的匹夫匹妇到赵树理式的李家庄的变迁，背景都是大的家国历史，回顾过去的古老中国带给这个土地上形形色色的考验以及考验之后大的转变。也就是说，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类，用虚构的方式来展伸、回顾、描述中国的过去与现在。
这种讲述中国的方式，到了世纪末的时候，由于各种媒介的介入，变得更为繁复。王德威说，文学作为一个虚构的叙事，往往和历史事实的建构是息息相关的。小说虽然是小说，巷议街谈，但在很多时候，小说所发挥出来的能量并不亚于大说，小说叙事在很多的时候弥补了我们对于历史叙事的不足的地方。很多时候，甚至在历史叙事的一个临界点上，小说弥补了我们很多想象上的空白或者黑洞。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想象中国的过去和未来的方式，是我们日常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
王德威指出，华人文学或者海外华人文学等等，他们对于中国如何讲述的方法事实上是可以纳入一个互通有无的基础上来继续从事研究的。就此，他分别对比式地列举了梁启超吴趼人与赖和、茅盾与刘呐鸥、郁达夫与吕赫若、沈从文与钟理和、王蒙与姜贵、杨沫与胡峰、鸳鸯蝴蝶派与郭敬明、巴金与王文兴、莫言与朱西甯、陈映真与施明正、张洁与李昂黄碧云黎紫书，同志文学的白先勇和秋妙津，以及舞鹤、李渝、郭松棻，高行健等等作家与作品。
王德威对于当下以刘慈欣、韩松为代表的中国科幻文学尤其关注，他认为这些作者一方面想得这么庞大，但另一方面又想得如此卑微。对于历史、对于文明、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立场，他们有一些不同的视野。
他继而谈到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的问题。在他的分析中，格非《江南三部曲》、阎连科一系列的作品、莫言的《生死疲劳》《蛙》、王安忆最新的作品，包括严歌苓的一些作品等等，讲述的基本都是一个乌托邦到恶托邦的问题。乌托邦曾经是我们的远景，未来也可能仍然是。但此时此地，当讲述乌托邦的权力已经到了数学界知识分子那里，小说家其实很少写乌托邦。这些小说家在这个时代弥补了历史讲述的一个重要缺憾，所以不论他们表面的讲述多么光怪陆离，但是三四十年之后，可能会弥补我们对这个历史时代认知的重要空隙。
在乌托邦与恶托邦之间，还有一个异托邦的空间，其实给予了作家更大的折冲来回的余地。异托邦代表我们在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生存处境，是那些用人为方式制造出来的大大小小的空间。这些空间我们从来不去感受它，我们认为自己是自由行动的主体，事实上我们忘了在很多群体伦理、性别、政治的各种区格间存在这种空间制约着一些行动，并且存在着让这些空间变成很特定的不真不假的既内既外的像门槛一样的设置。这部分小说的发展仍然可以继续探讨，或者作家可以继续实验。
在异托邦里，写作和讲述中国的方式仍是可为的。王德威用了三个例子来分析异托邦写作，分别是：骆以军的《西夏旅馆》、黄锦树的《南洋人民共和国》和董启章的《V城系列》。
王德威最后总结，这个时代虽然读小说的读者未必是最大众的，但是写小说的作家仍然是最尊敬的一群文化工作者，他们是讲述中国最重要的代言人。
（特别鸣谢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北师大中文系、社科院外文所对采访提供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