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30日下午，香山气温很低，但北京植物园的曹雪芹纪念馆还是人气很旺，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迷”们。这是“曹雪芹诞辰300周年纪念大会”系列活动之一的纪念特展所在地。此次活动由北京曹雪芹学会、海淀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特展的五个主题“江南十三载”“京师一旗人”“著书黄叶村”“故居证明”“梦飨三百年”力图呈现这位伟大小说家的一生。
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份，红学界并未有定论。但主流观点认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三月初七，曹雪芹的堂叔曹頫在上给康熙的奏折中写道：“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可推断曹雪芹的出生日期为1715年。曹雪芹学会会长胡德平认为，纪念曹雪芹意义重大，即使观点上有些分歧，但只要能将发现的文物保存起来，将研究的领域拓展开来，将各种观点集中起来，而且有一个地方，供人们缅怀他，纪念他，这比一家否定了一家，最后什么都没有留下要好得多。
据悉，由曹雪芹学会举办的曹雪芹诞辰300周年纪念活动将跨越2015年全年。从4月至12月，先后在厦门大学、复旦大学等进行了曹雪芹文化学术演讲，并在北京举办了《红楼梦》文化创意展。接下来11月初，还将在巴黎举行法文版的《红楼梦》绘本发行仪式，在俄罗斯艾森大学举办第三届欧洲《红楼梦》学会研究会。由国际红楼梦研究会举办的《红楼梦》国际研讨会11月初在德国举行。曾经诞生《红楼梦》诸多版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将在11月举行《红楼梦大辞典》的研讨会，各种民间的纪念形式正在层出不穷地进行着。一切，只是源于一部作品的伟大。
雪芹如梭罗
《红楼梦》的四季之美
在时间横无际涯的荒野里，我们以各自的方式过着日月、四季，而所谓的“文化”，就编织其中。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度过日月和四季的方式，其中的停顿、标记就是某个节日或节气。比如，丹麦人的“土豆节”（秋假）一过，就开始准备圣诞了，秋假是夏天的回光返照，之后超市里纷纷辟出卖圣诞食物和装饰的专柜，面包房里开始卖圣诞面包；秋渐深了，早晨的森林里常常笼着雾，久久不散，草地不再是干松的，一天中的任何时候走上去都会湿了鞋；圣诞的氛围一直酝酿到平安夜，终于曲终人散。圣诞过后不多久，就是“打猫桶”，每年这几天，毛茛都会准时从冰雪覆盖的土地中探出鹅黄的小脑袋，一看到它们，人们就不免欣喜——不用多久，春天就会呼啦啦地来啦：天越来越蓝，先只有一两种悠长的鸟鸣，随着天气越来越暖，鸟儿叽叽喳喳噪叫，湖边的栗子树迸出新芽，风信子、黄水仙、郁金香渐渐开满花园。到了夏天，满城纷说度假、旅游、海边夏屋，直到某天，阳光黯然一收，空气中弥散开秋天的冷寂。我们中国人呢，过年、元宵，在惊蛰丰沛的雨水中春天降临、清明，端午吃粽子、中秋食月饼，其后日日转凉，人们用各种方法贮藏秋天丰盛的食物，直到过年。
在时间横无际涯的荒野里，我们以各自的方式过着日月、四季，而所谓的“文化”，就编织其中。人家问梭罗，你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里干什么呢，他说，“我在观察四季”——一个人用这种最原始的方法面对时间和天地自然，也就是面对自己的心灵。
从某个方面来说，曹雪芹就是梭罗，《红楼梦》写了我们中国人的四季和日常。除夕祭宗祠、元宵开夜宴、芒种节祭花神、中秋赏月品笛……一部《红楼梦》，不过写几年的春去秋来，在这“恒常”的底色之上，作者写出世事、命运的“无常”，才愈增加了悲剧感。
一般的小说以一个或一串事件为中心，写它/它们的开头、发展、结尾，或者变换花样，把这三者颠来倒去。《红楼梦》虽以宝黛的情感发展为线索，也重点写了几个事件，比如“宝玉挨打”、“尤二姐之死”，但它还有一副潜在的结构便是“季节的转换”。在此基础上，写庆寿、看戏、结社、消夏、过冬、一应的衣饰、食物。这一“季节”的结构方式不能不说是对小说创作的贡献，深具启发意义。
故《红楼梦》大大小小的事件背后，有四季流替之美。而季节还有另外的叙事功能——以它对应人物、家族的命运。比如三十八回的秋天，结海棠社，黛玉魁夺菊花诗，宝黛情感因得到互证而和缓愉快；到了四十五回，“秋霖脉脉、阴晴不定”，黄昏黛玉一人闷制风雨词，前景黯淡；及至七十六回，黛玉湘云中秋联诗，已发出“冷月葬花魂”的悲音——此时大厦将倾，“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世外桃源大观园
春光无限好
要知道《红楼梦》如何写出了美和诗意，就要知道它所描写的现实世界。曹雪芹有绝好的两副笔墨，“现实”往往写得极简，交代得极平淡，若无其事、举重若轻。
尽管“红楼”世界里冬去春来，夏秋交替。然而我还是要说《红楼梦》更是一部春天的书。第二十七回暮春初夏，大观园里的女孩子们饯别花神，“满园里绣带飘飘，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燕妒莺惭，一时也道不尽”——大观园似乎总是这般鲜花着锦似的繁盛。说《红楼梦》是春天之书，还因为他写出了青春的美和诗意，青春的恣肆、灿烂，同时，也怀着痛彻灵魂的感伤和悲凉写青春的凋零、夭亡和诗意的消逝。
《红楼梦》写出了青春的美和诗意，主要是通过宝玉和他身边的一干女子。她们让《红楼梦》处于灵魂的春天，永远春意盎然、永远青春无敌；哪怕后来大观园里草衰荷枯、风流云散。反过来，《红楼梦》也石破天惊地以女性之光芒照亮“浊世”和暗黑的历史，把对女性的认同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大观园为元妃省亲而建，出现在第十六回；十六回之前，完成了这样几件事：钗、黛汇聚到贾府；宝玉和幻境中的可卿、现实中的袭人同领云雨之事；秦可卿死。第五回宝玉的睡梦中，太虚幻境的警幻仙子受宁荣二公之托，警宝玉之“痴顽”。“痴”是多情，“顽”是不务正业——所谓的正业，当然是男人们千百年来奉行的仕途经济。
宁荣要宝玉放下天生的多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邦）济（世）之道。警幻先给宝玉看了“金陵十二钗”卷册，使他领悟“多情”之后无非“空无”；又授云雨之事，令可卿与之缱绻，想以“欲”消弭他的“情”：男女之事实是如此、不过如此，不必痴情，心思应花在读书求功名上。宝玉醒后，复又与袭人云雨（说明他没忘）。
作者写得这样明白，无非想说，日后宝玉在大观园内，对黛玉的深情，对众女子的多情不淫，并非蒙昧不知人事，而是不为——只用对比第二十八回宝玉的唱词和薛蟠的酒令，便知其出淤泥而不染的可贵。到了第十三回，秦可卿便死了，她是欲的象征。
大观园是诗意的世界（用余英时先生话说是理想的世界），好比世外桃源。二十三回元妃的一道敕谕，把灵秀所钟的一干女子和宝玉一齐送到了这里，从而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诗意和美的世界。
要知道《红楼梦》如何写出了美和诗意，就要知道它所描写的现实世界。曹雪芹有绝好的两副笔墨。相比而言，《红楼梦》中的“现实”往往写得极简，交代得极平淡，若无其事、举重若轻，很容易草草看过：凤姐弄权铁槛寺，以致逼死张金哥，却独享三千两银子；贾赦和贾雨村巧取豪夺石呆子的古扇；贾琏与鲍二家的有私，败露后鲍二媳妇吊死，不过给鲍二些银两，答应给他再娶，鲍二“便仍然奉承贾琏”……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些峨冠博带的孝子贤孙们只知追求功名利禄，荒淫无度，劣迹斑斑。
身在大观园之外的女人，不是颟顸、愚钝如邢、王夫人，就是像凤姐一样，沾染了男人污浊，机关算尽精明狠辣。宝钗行走于园子内外，既美丽有诗才，又圆滑世故。而平儿这样善良清俊的女子，受了委屈也是到园内找安慰；大观园还一度庇护过软弱的尤二姐。
大观园内和外面不一样，没有森严的尊卑秩序，香菱苦心学诗，便被邀入社。宝玉生日，主仆们挤在一处饮酒取乐。这里似乎也是礼法的弛禁之地，宝玉就和他的侍儿们狎昵异常。
女儿们的诗意生活
她们照亮浊世
她不但求证着感情，而且借诗歌表达着自己的情感，使生命感受得以吐属，她的价值意义不需外藉，而就在于她的生命本身
大观园里的女儿们怎样生活？第二十三回中说她们“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谜，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大观园果然是乐土和芳丘，现实世界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法则，园内则推崇和赞美“才情”。黛玉初进荣国府，贾母问她读了什么书，黛玉答“四书”，问贾府姐妹们读什么书，贾母就道“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稍后宝玉问黛玉可曾读书，黛玉便道：“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
可大观园内，羡慕诗意世界的香菱可以矢志学诗，并且通过第四十八回香菱学诗，我们还知道黛玉对诗歌有大量的阅读，她这样教导香菱：“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熟透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旸、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这些集子多半从宝玉处得来。
宝玉和女儿们搬入大观园时正是春天，宝玉和黛玉在落红阵阵中共读《西厢》，其后不久黛玉便在花谢花飞之中吟唱“葬花词”，那是灵魂的苏醒。直到香菱学诗，我们才更清楚地看到，从入府时谨言微行的小姑娘，她的“自我”何以伸展，她的才华从何而来。
当园外的凤姐忙着把上下的月例银子放出去得利，男人们忙着袭官、炼丹、走鸡斗狗时，园内的女儿们在结诗社。虽然宝钗时时不忘提一句“女子无才”，可在历次诗社上，女儿们吟咏才情，并使之成为价值所在和追求。当尤二姐在现实世界中无奈悲惨地死去，“林黛玉重建桃花社”的诗意带来的是力量、希望和光明。
千百年来中国女性大多是没有价值和意义追求的。她们的所有价值依附于男性而存在，最大的体现无非生子。她们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人生便是按照“门当户对”的原则嫁人婚配。《红楼梦》对女性的关注、思考和认同是空前的，她们高洁的品格照亮浊世，才情又赋予生命价值和意义。在林黛玉身上，特别寄托了作者的这一理想。
中国的婚姻向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实为确保“门当户对”，即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的相当。
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各种版本和装帧形式的《红楼梦》，包括校注排印本、精装影印本、线装影印本等。
恋爱故事无非是秀才小姐私会后花园，由倾慕——就是恋爱——而又“私订终身”（仅与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订为限）。这样的故事里，女主角往往是豪门小姐、大家闺秀，男主角则不是穷酸才子便是落魄秀才，总之是出身寒微的田舍郎，就等一朝放榜，登了天子堂，改变与女主角之间的身份鸿沟。为何呢？因为女性的价值完全由门第、财产决定，并没有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而男性还可以通过读书求得功名改变命运。
到了《红楼梦》才有一个重大的改变。林黛玉孤身依附在贾府，用她自己的话说，一粥一饭皆赖别人。她虽然出身高贵，但实质上已完全处于孤弱地位——八十二回的那一场噩梦十分能说明问题，实际上是卓越的心理描写。小说的不同凡俗之处在于，不但写贾宝玉只钟情于黛玉，而且写身处孤贫的黛玉同样一次又一次执着地求证着宝玉的感情——而不是像以前的小说那样只是被动追求的对象。她不但求证着感情，而且借诗歌表达着自己的情感，使生命感受得以吐属，她的价值意义不需外藉，而就在于她的生命本身。
黛玉的人格光辉为爱情，为自由
大观园内的女儿们当然不能谈恋爱，不但不能，而且连想都不该想，甚至，连“多情”都是“下流痴病”。贾母在五十四回中说得明白——未必不是说给身边的黛玉听的：“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得那样坏，还说是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哪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这就是为何黛玉“小性儿”，她只能通过争吵、讽刺、旁敲侧击一次次地求证宝玉的感情。
黛玉的人格光辉便体现于她的自由意志——对爱情的追求，此外她诙谐生动地打趣着凤姐、宝钗，讽刺着宝玉；她毫不圆滑、目光如炬，常常一针见血地道出真相：凤姐儿的花里胡哨，薛家母女的讨好承欢，周瑞家的送宫花……
如果说在黛玉、探春的身上自由意志熠熠生辉——探春在抄检大观园时的对答和巴掌实在是精彩极了；那么在撕扇子的晴雯、绞发拒绝鸳鸯偶的鸳鸯、苦心学诗的香菱这些奴隶身上，自由意志就更为难能可贵。《红楼梦》颠覆的不只是“才子佳人”的俗滥小说模式，更是文化传统中对女性的歧见和漠视、不正视。大观园中的女儿们不再是以往小说中道德劝诫的女性符号，而是一个个活泼的生命。
宝玉——也是作者曹雪芹，是女儿们的知音和守护者，在他眼里，她们清净高洁，没有沾染道德文章的污浊，他对大观园的女儿世界寄寓了全部的深情——且看七十七回宝玉探访临死的晴雯一节。
宝玉自己既不与琏、环为伍，又不为世道所容，因此虽身处花柳繁华之地，富贵温柔之乡，却又时常体会到立于天地间不知吾谁与从的大孤独、大悲悯。林黛玉是他的知己和慰藉。晴雯死后，宝玉想去灵前一拜，不想她哥嫂为早得几两发送例银，见她一咽气就抬到城外化人厂去了——“宝玉走来，扑了个空，站了半天，并无别法，只得复身进入园中，及回至房中，甚觉无味，因顺路来找黛玉。”除了黛玉，有谁能理解安慰他对晴雯的感情？宝玉过蘅芜苑寻黛玉不得，发现宝钗已经搬出去了，园中之人不久都要散了，宝玉“怔了半天，因转念一想：‘不如还是和袭人厮混，再与黛玉相伴，只这两三个人，只怕还是同死同归。’想毕，仍往潇湘馆来。”宝玉的孤独感和黛玉的无常感息息相通。
作者很巧妙地为钗、黛各设置了一个副本——袭人、晴雯。一来她们可以日夜和宝玉厮守，身为小姐的钗黛却不可；作者写得影影绰绰，但暗示发生在晴雯身上的也将发生在黛玉身上；袭人所为也许亦是宝钗所为。一方面，叙事者也不能尽知，留给读者空间，比如宝钗也可能像袭人一样诬告；另一方面，王夫人也许会用对待晴雯的态度对待黛玉。宝玉悼晴雯的芙蓉诔，也是为黛玉写好的悼词。作者怕我们看不到，特意说，宝玉祭拜完，听花影中有人声，小丫头大叫，“是晴雯显魂”，却是林黛玉；作者又让他们修改祭文，宝玉最终改成“茜纱窗下……”，“黛玉听了，忡然变色，心中虽有无限的狐疑乱拟，外面却不肯露出……”作者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诔晴雯即诔黛玉。“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这几句也是形容黛玉的——又何尝不是说宝玉自己？而“高标见嫉”、“直烈遭危”恐怕不免也是黛玉的命运。
真诚笔墨写人生照亮“生活世界”
鲁迅说“《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自从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的小说，无论唐传奇还是宋代的“说话”，包括其后的“拟话本”，其本质都是“传奇”——街谈巷议、稗官野史、“口说古今惊听之事”，其功用“主在娱心，杂以惩劝”。而《红楼梦》及其所效仿的《金瓶梅》开启了写实的传统；与手段的写实相对应的，是目的的“描写人生”。用鲁迅的话说，“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用昆德拉的话说则是，“去探索人的具体生活，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让小说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
《三国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小说还在历史和传奇之间游移；到了《水浒传》，塑造人物、叙写故事时已能不为史实所囿；《西游记》是神魔志怪……到了《金瓶梅》，小说才开始探讨直到当时还不为人知的日常生活的土壤。《金瓶梅》的故事、人物完全可以另起炉灶，但作者却安排从《水浒传》的一个片段中脱化而来，把镜头推近了，一点点地摇过来，似乎故意要改写中国小说延续已久的“传奇”本质、历史“英雄”的传统，而转到对日常生活或家庭人情的关注上来。《红楼梦》把《金瓶梅》所发现的“日常生活”——人的“生活世界”发挥得淋漓尽致，之外，小说开始审视“发生于内心的东西”，展示情感的隐秘世界，遂开辟了新的天地。
《红楼梦》中的不少手法，穿插、藏闪、“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用诗文、人名暗示人物命运、性格，都从《金瓶梅》得来。然而《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关系，正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的，是“美”和“眩惑”的关系，眩惑让人“复归于生活之欲”。《金瓶梅》的写作目的仍是劝世（道德劝诫），效果恐怕反是“讽一劝百”——勾起人对“色”之世界的向往。而“美”，“使吾人超然于利害关系，而忘物与我之关系”，使人“无希望，无恐惧，非复欲之我……犹鱼之脱于罾网，鸟之自樊笼出……”
鲁迅概括明世情小说的特点：“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描摹世态，见其炎凉”，可见《金瓶梅》的题材和主题是老套而固定的。而《红楼梦》却以亲身的见闻经历为蓝本，用写实的态度、一副真诚的笔墨描写人生，它的思想是新鲜的、离经叛道的，不是陈词滥调。又唯其描写真实的日常，故能采用极近自然的潜在的“季节”结构，并在此之上构筑起既有歌哭、又有笑泪的“现实”和“诗意”的两个世界，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用王国维的话说，“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曰《红楼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