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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红楼梦》里中国人的四季和日常


来源:新京报 

 

2015年10月30日下午,香山气温很低,但北京植物园的曹雪芹纪念馆还是人气很旺,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迷”们。这是“曹雪芹诞辰300周年纪念大会”系列活动之一的纪念特展所在地。此次活动由北京曹雪芹学会、海淀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特展的五个主题“江南十三载”“京师一旗人”“著书黄叶村”“故居证明”“梦飨三百年”力图呈现这位伟大小说家的一生。

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份,红学界并未有定论。但主流观点认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三月初七,曹雪芹的堂叔曹頫在上给康熙的奏折中写道:“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可推断曹雪芹的出生日期为1715年。曹雪芹学会会长胡德平认为,纪念曹雪芹意义重大,即使观点上有些分歧,但只要能将发现的文物保存起来,将研究的领域拓展开来,将各种观点集中起来,而且有一个地方,供人们缅怀他,纪念他,这比一家否定了一家,最后什么都没有留下要好得多。

据悉,由曹雪芹学会举办的曹雪芹诞辰300周年纪念活动将跨越2015年全年。从4月至12月,先后在厦门大学、复旦大学等进行了曹雪芹文化学术演讲,并在北京举办了《红楼梦》文化创意展。接下来11月初,还将在巴黎举行法文版的《红楼梦》绘本发行仪式,在俄罗斯艾森大学举办第三届欧洲《红楼梦》学会研究会。由国际红楼梦研究会举办的《红楼梦》国际研讨会11月初在德国举行。曾经诞生《红楼梦》诸多版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将在11月举行《红楼梦大辞典》的研讨会,各种民间的纪念形式正在层出不穷地进行着。一切,只是源于一部作品的伟大。

雪芹如梭罗

《红楼梦》的四季之美

在时间横无际涯的荒野里,我们以各自的方式过着日月、四季,而所谓的“文化”,就编织其中。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度过日月和四季的方式,其中的停顿、标记就是某个节日或节气。比如,丹麦人的“土豆节”(秋假)一过,就开始准备圣诞了,秋假是夏天的回光返照,之后超市里纷纷辟出卖圣诞食物和装饰的专柜,面包房里开始卖圣诞面包;秋渐深了,早晨的森林里常常笼着雾,久久不散,草地不再是干松的,一天中的任何时候走上去都会湿了鞋;圣诞的氛围一直酝酿到平安夜,终于曲终人散。圣诞过后不多久,就是“打猫桶”,每年这几天,毛茛都会准时从冰雪覆盖的土地中探出鹅黄的小脑袋,一看到它们,人们就不免欣喜——不用多久,春天就会呼啦啦地来啦:天越来越蓝,先只有一两种悠长的鸟鸣,随着天气越来越暖,鸟儿叽叽喳喳噪叫,湖边的栗子树迸出新芽,风信子、黄水仙、郁金香渐渐开满花园。到了夏天,满城纷说度假、旅游、海边夏屋,直到某天,阳光黯然一收,空气中弥散开秋天的冷寂。我们中国人呢,过年、元宵,在惊蛰丰沛的雨水中春天降临、清明,端午吃粽子、中秋食月饼,其后日日转凉,人们用各种方法贮藏秋天丰盛的食物,直到过年。

在时间横无际涯的荒野里,我们以各自的方式过着日月、四季,而所谓的“文化”,就编织其中。人家问梭罗,你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里干什么呢,他说,“我在观察四季”——一个人用这种最原始的方法面对时间和天地自然,也就是面对自己的心灵。

从某个方面来说,曹雪芹就是梭罗,《红楼梦》写了我们中国人的四季和日常。除夕祭宗祠、元宵开夜宴、芒种节祭花神、中秋赏月品笛……一部《红楼梦》,不过写几年的春去秋来,在这“恒常”的底色之上,作者写出世事、命运的“无常”,才愈增加了悲剧感。

一般的小说以一个或一串事件为中心,写它/它们的开头、发展、结尾,或者变换花样,把这三者颠来倒去。《红楼梦》虽以宝黛的情感发展为线索,也重点写了几个事件,比如“宝玉挨打”、“尤二姐之死”,但它还有一副潜在的结构便是“季节的转换”。在此基础上,写庆寿、看戏、结社、消夏、过冬、一应的衣饰、食物。这一“季节”的结构方式不能不说是对小说创作的贡献,深具启发意义。

故《红楼梦》大大小小的事件背后,有四季流替之美。而季节还有另外的叙事功能——以它对应人物、家族的命运。比如三十八回的秋天,结海棠社,黛玉魁夺菊花诗,宝黛情感因得到互证而和缓愉快;到了四十五回,“秋霖脉脉、阴晴不定”,黄昏黛玉一人闷制风雨词,前景黯淡;及至七十六回,黛玉湘云中秋联诗,已发出“冷月葬花魂”的悲音——此时大厦将倾,“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世外桃源大观园

春光无限好

要知道《红楼梦》如何写出了美和诗意,就要知道它所描写的现实世界。曹雪芹有绝好的两副笔墨,“现实”往往写得极简,交代得极平淡,若无其事、举重若轻。

尽管“红楼”世界里冬去春来,夏秋交替。然而我还是要说《红楼梦》更是一部春天的书。第二十七回暮春初夏,大观园里的女孩子们饯别花神,“满园里绣带飘飘,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燕妒莺惭,一时也道不尽”——大观园似乎总是这般鲜花着锦似的繁盛。说《红楼梦》是春天之书,还因为他写出了青春的美和诗意,青春的恣肆、灿烂,同时,也怀着痛彻灵魂的感伤和悲凉写青春的凋零、夭亡和诗意的消逝。

《红楼梦》写出了青春的美和诗意,主要是通过宝玉和他身边的一干女子。她们让《红楼梦》处于灵魂的春天,永远春意盎然、永远青春无敌;哪怕后来大观园里草衰荷枯、风流云散。反过来,《红楼梦》也石破天惊地以女性之光芒照亮“浊世”和暗黑的历史,把对女性的认同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大观园为元妃省亲而建,出现在第十六回;十六回之前,完成了这样几件事:钗、黛汇聚到贾府;宝玉和幻境中的可卿、现实中的袭人同领云雨之事;秦可卿死。第五回宝玉的睡梦中,太虚幻境的警幻仙子受宁荣二公之托,警宝玉之“痴顽”。“痴”是多情,“顽”是不务正业——所谓的正业,当然是男人们千百年来奉行的仕途经济。

宁荣要宝玉放下天生的多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邦)济(世)之道。警幻先给宝玉看了“金陵十二钗”卷册,使他领悟“多情”之后无非“空无”;又授云雨之事,令可卿与之缱绻,想以“欲”消弭他的“情”:男女之事实是如此、不过如此,不必痴情,心思应花在读书求功名上。宝玉醒后,复又与袭人云雨(说明他没忘)。

作者写得这样明白,无非想说,日后宝玉在大观园内,对黛玉的深情,对众女子的多情不淫,并非蒙昧不知人事,而是不为——只用对比第二十八回宝玉的唱词和薛蟠的酒令,便知其出淤泥而不染的可贵。到了第十三回,秦可卿便死了,她是欲的象征。

大观园是诗意的世界(用余英时先生话说是理想的世界),好比世外桃源。二十三回元妃的一道敕谕,把灵秀所钟的一干女子和宝玉一齐送到了这里,从而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诗意和美的世界。

要知道《红楼梦》如何写出了美和诗意,就要知道它所描写的现实世界。曹雪芹有绝好的两副笔墨。相比而言,《红楼梦》中的“现实”往往写得极简,交代得极平淡,若无其事、举重若轻,很容易草草看过:凤姐弄权铁槛寺,以致逼死张金哥,却独享三千两银子;贾赦和贾雨村巧取豪夺石呆子的古扇;贾琏与鲍二家的有私,败露后鲍二媳妇吊死,不过给鲍二些银两,答应给他再娶,鲍二“便仍然奉承贾琏”……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些峨冠博带的孝子贤孙们只知追求功名利禄,荒淫无度,劣迹斑斑。

身在大观园之外的女人,不是颟顸、愚钝如邢、王夫人,就是像凤姐一样,沾染了男人污浊,机关算尽精明狠辣。宝钗行走于园子内外,既美丽有诗才,又圆滑世故。而平儿这样善良清俊的女子,受了委屈也是到园内找安慰;大观园还一度庇护过软弱的尤二姐。

大观园内和外面不一样,没有森严的尊卑秩序,香菱苦心学诗,便被邀入社。宝玉生日,主仆们挤在一处饮酒取乐。这里似乎也是礼法的弛禁之地,宝玉就和他的侍儿们狎昵异常。

女儿们的诗意生活

她们照亮浊世

她不但求证着感情,而且借诗歌表达着自己的情感,使生命感受得以吐属,她的价值意义不需外藉,而就在于她的生命本身

大观园里的女儿们怎样生活?第二十三回中说她们“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谜,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大观园果然是乐土和芳丘,现实世界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法则,园内则推崇和赞美“才情”。黛玉初进荣国府,贾母问她读了什么书,黛玉答“四书”,问贾府姐妹们读什么书,贾母就道“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稍后宝玉问黛玉可曾读书,黛玉便道:“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

可大观园内,羡慕诗意世界的香菱可以矢志学诗,并且通过第四十八回香菱学诗,我们还知道黛玉对诗歌有大量的阅读,她这样教导香菱:“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熟透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旸、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这些集子多半从宝玉处得来。

宝玉和女儿们搬入大观园时正是春天,宝玉和黛玉在落红阵阵中共读《西厢》,其后不久黛玉便在花谢花飞之中吟唱“葬花词”,那是灵魂的苏醒。直到香菱学诗,我们才更清楚地看到,从入府时谨言微行的小姑娘,她的“自我”何以伸展,她的才华从何而来。

当园外的凤姐忙着把上下的月例银子放出去得利,男人们忙着袭官、炼丹、走鸡斗狗时,园内的女儿们在结诗社。虽然宝钗时时不忘提一句“女子无才”,可在历次诗社上,女儿们吟咏才情,并使之成为价值所在和追求。当尤二姐在现实世界中无奈悲惨地死去,“林黛玉重建桃花社”的诗意带来的是力量、希望和光明。

千百年来中国女性大多是没有价值和意义追求的。她们的所有价值依附于男性而存在,最大的体现无非生子。她们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人生便是按照“门当户对”的原则嫁人婚配。《红楼梦》对女性的关注、思考和认同是空前的,她们高洁的品格照亮浊世,才情又赋予生命价值和意义。在林黛玉身上,特别寄托了作者的这一理想。

中国的婚姻向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实为确保“门当户对”,即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的相当。

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各种版本和装帧形式的《红楼梦》,包括校注排印本、精装影印本、线装影印本等。

恋爱故事无非是秀才小姐私会后花园,由倾慕——就是恋爱——而又“私订终身”(仅与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订为限)。这样的故事里,女主角往往是豪门小姐、大家闺秀,男主角则不是穷酸才子便是落魄秀才,总之是出身寒微的田舍郎,就等一朝放榜,登了天子堂,改变与女主角之间的身份鸿沟。为何呢?因为女性的价值完全由门第、财产决定,并没有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而男性还可以通过读书求得功名改变命运。

到了《红楼梦》才有一个重大的改变。林黛玉孤身依附在贾府,用她自己的话说,一粥一饭皆赖别人。她虽然出身高贵,但实质上已完全处于孤弱地位——八十二回的那一场噩梦十分能说明问题,实际上是卓越的心理描写。小说的不同凡俗之处在于,不但写贾宝玉只钟情于黛玉,而且写身处孤贫的黛玉同样一次又一次执着地求证着宝玉的感情——而不是像以前的小说那样只是被动追求的对象。她不但求证着感情,而且借诗歌表达着自己的情感,使生命感受得以吐属,她的价值意义不需外藉,而就在于她的生命本身。

黛玉的人格光辉为爱情,为自由

大观园内的女儿们当然不能谈恋爱,不但不能,而且连想都不该想,甚至,连“多情”都是“下流痴病”。贾母在五十四回中说得明白——未必不是说给身边的黛玉听的:“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得那样坏,还说是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哪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这就是为何黛玉“小性儿”,她只能通过争吵、讽刺、旁敲侧击一次次地求证宝玉的感情。

黛玉的人格光辉便体现于她的自由意志——对爱情的追求,此外她诙谐生动地打趣着凤姐、宝钗,讽刺着宝玉;她毫不圆滑、目光如炬,常常一针见血地道出真相:凤姐儿的花里胡哨,薛家母女的讨好承欢,周瑞家的送宫花……

如果说在黛玉、探春的身上自由意志熠熠生辉——探春在抄检大观园时的对答和巴掌实在是精彩极了;那么在撕扇子的晴雯、绞发拒绝鸳鸯偶的鸳鸯、苦心学诗的香菱这些奴隶身上,自由意志就更为难能可贵。《红楼梦》颠覆的不只是“才子佳人”的俗滥小说模式,更是文化传统中对女性的歧见和漠视、不正视。大观园中的女儿们不再是以往小说中道德劝诫的女性符号,而是一个个活泼的生命。

宝玉——也是作者曹雪芹,是女儿们的知音和守护者,在他眼里,她们清净高洁,没有沾染道德文章的污浊,他对大观园的女儿世界寄寓了全部的深情——且看七十七回宝玉探访临死的晴雯一节。

宝玉自己既不与琏、环为伍,又不为世道所容,因此虽身处花柳繁华之地,富贵温柔之乡,却又时常体会到立于天地间不知吾谁与从的大孤独、大悲悯。林黛玉是他的知己和慰藉。晴雯死后,宝玉想去灵前一拜,不想她哥嫂为早得几两发送例银,见她一咽气就抬到城外化人厂去了——“宝玉走来,扑了个空,站了半天,并无别法,只得复身进入园中,及回至房中,甚觉无味,因顺路来找黛玉。”除了黛玉,有谁能理解安慰他对晴雯的感情?宝玉过蘅芜苑寻黛玉不得,发现宝钗已经搬出去了,园中之人不久都要散了,宝玉“怔了半天,因转念一想:‘不如还是和袭人厮混,再与黛玉相伴,只这两三个人,只怕还是同死同归。’想毕,仍往潇湘馆来。”宝玉的孤独感和黛玉的无常感息息相通。

作者很巧妙地为钗、黛各设置了一个副本——袭人、晴雯。一来她们可以日夜和宝玉厮守,身为小姐的钗黛却不可;作者写得影影绰绰,但暗示发生在晴雯身上的也将发生在黛玉身上;袭人所为也许亦是宝钗所为。一方面,叙事者也不能尽知,留给读者空间,比如宝钗也可能像袭人一样诬告;另一方面,王夫人也许会用对待晴雯的态度对待黛玉。宝玉悼晴雯的芙蓉诔,也是为黛玉写好的悼词。作者怕我们看不到,特意说,宝玉祭拜完,听花影中有人声,小丫头大叫,“是晴雯显魂”,却是林黛玉;作者又让他们修改祭文,宝玉最终改成“茜纱窗下……”,“黛玉听了,忡然变色,心中虽有无限的狐疑乱拟,外面却不肯露出……”作者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诔晴雯即诔黛玉。“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这几句也是形容黛玉的——又何尝不是说宝玉自己?而“高标见嫉”、“直烈遭危”恐怕不免也是黛玉的命运。

真诚笔墨写人生照亮“生活世界”

鲁迅说“《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自从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的小说,无论唐传奇还是宋代的“说话”,包括其后的“拟话本”,其本质都是“传奇”——街谈巷议、稗官野史、“口说古今惊听之事”,其功用“主在娱心,杂以惩劝”。而《红楼梦》及其所效仿的《金瓶梅》开启了写实的传统;与手段的写实相对应的,是目的的“描写人生”。用鲁迅的话说,“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用昆德拉的话说则是,“去探索人的具体生活,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让小说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

《三国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小说还在历史和传奇之间游移;到了《水浒传》,塑造人物、叙写故事时已能不为史实所囿;《西游记》是神魔志怪……到了《金瓶梅》,小说才开始探讨直到当时还不为人知的日常生活的土壤。《金瓶梅》的故事、人物完全可以另起炉灶,但作者却安排从《水浒传》的一个片段中脱化而来,把镜头推近了,一点点地摇过来,似乎故意要改写中国小说延续已久的“传奇”本质、历史“英雄”的传统,而转到对日常生活或家庭人情的关注上来。《红楼梦》把《金瓶梅》所发现的“日常生活”——人的“生活世界”发挥得淋漓尽致,之外,小说开始审视“发生于内心的东西”,展示情感的隐秘世界,遂开辟了新的天地。

《红楼梦》中的不少手法,穿插、藏闪、“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用诗文、人名暗示人物命运、性格,都从《金瓶梅》得来。然而《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关系,正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的,是“美”和“眩惑”的关系,眩惑让人“复归于生活之欲”。《金瓶梅》的写作目的仍是劝世(道德劝诫),效果恐怕反是“讽一劝百”——勾起人对“色”之世界的向往。而“美”,“使吾人超然于利害关系,而忘物与我之关系”,使人“无希望,无恐惧,非复欲之我……犹鱼之脱于罾网,鸟之自樊笼出……”

鲁迅概括明世情小说的特点:“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描摹世态,见其炎凉”,可见《金瓶梅》的题材和主题是老套而固定的。而《红楼梦》却以亲身的见闻经历为蓝本,用写实的态度、一副真诚的笔墨描写人生,它的思想是新鲜的、离经叛道的,不是陈词滥调。又唯其描写真实的日常,故能采用极近自然的潜在的“季节”结构,并在此之上构筑起既有歌哭、又有笑泪的“现实”和“诗意”的两个世界,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用王国维的话说,“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曰《红楼梦》”。

 
 
 
 
 

[责任编辑:徐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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