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谁在读司汤达

导语：一百七十多年前的今天，司汤达溘然长逝。

“到1880年，将有人读我的作品”，“到1935年，人们将会理解我”。我们的祖辈里，有多少人就是因为这两句话才翻开《红与黑》的呢？只是远在天国的老骑士无法预知，到2016年，还有谁会再读司汤达。

比起对基督教残存神秘主义的幻想的夏多勃里昂、虔诚的天主教徒雨果、心留保皇思想和哲学上的神秘主义的巴尔扎克，司汤达的笔锋更为决绝，却绝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他几乎是最早书写“多余人”的作家，试图还原“尴尬者”内心破败的庭院。无论是后拿破仑时代飘摇的法国社会，还是喧嚣与虚空并存的今朝，这世上，于连似乎源源不断，百年前，司汤达审视而焦虑的目光就洞穿了于连们作为时代边缘人难以言说的苦楚。可如今还有谁，真的愿意再去读那对话“于连”的文字？

司汤达

“到1880年，将有人读我的作品”,“到1935年，人们将会理解我”。

多少人因为这句话，知道了文学史上还有一个曾被冷落的法国作家；知道了那本大名鼎鼎的《红与黑》，一八三零年纪事；知道了“长着一双时而探索，时而沉思，时而又像放射出火焰般美丽眼睛”的青年于连。

那个时候，旁人读司汤达的小说，像是看着执拗的骑士横冲直撞。很难想象，这个原名亨利·贝尔的格勒诺布尔人，父亲却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保皇党人。他许是更多继承了母亲的基因——意大利后裔、自由主义者、伏尔泰的信徒。

法国当代司汤达评论专家李托道：“司汤达被看成为一个轻骑兵式的享乐者、一个向所有道德和宗教施放毒箭的无神论者、一个用精心选择的言辞把自我标榜的欲望掩盖起来的伪善者和一个不协调的、幼稚滑稽的怪人。”终其一生，司汤达确实不太受欢迎，尤其是拿破仑下台以后的绵长岁月。

他处境的窘迫，从作品销量就可略窥一二。他引以为傲的《红与黑》前两版印了不到八百册，即便是巴尔扎克推荐的《巴马修道院》，也只卖出1200多册，可谓惨淡。在夏多勃里昂、雨果、巴尔扎克风生水起的年代，司汤达一如他笔下的某些人物，游走在文坛的边缘。同时期的诸多文豪承认他的有趣短论，但对其长篇不屑一顾，甚至认为他大可不必再写下去，诘难其谋篇布局和编辑故事的能力太糟糕。

但作为一个文学家，司汤达又是幸运的。

一来，他的书虽然卖得不好，但也不乏有心人赏识——梅里美与他是忘年交，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在成为一代大师前，可是司汤达的死忠粉，他甚至奔波在各家书店间，只为购买司汤达的作品；拜伦与司汤达也交往甚密，司汤达有一篇文章就叫《拜伦爵士在意大利》；歌德与司汤达虽不亲密，但《红与黑》一问世，他不吝赞美之词，直言这是司汤达“最好的作品”；托尔斯泰则钦佩他的勇气，并曾对法国记者说:“我再说一遍，就我知道的关于战争的一切，我的第一个师父是司汤达。”——他在《战争与和平》中鲍罗金诺战役的那段描写就是借鉴了司汤达；左拉也如此，不信你且看《崩溃》中对1871年普法战争的描绘；即便是与司汤达有观点之争的巴尔扎克，也是他的忠实读者。

二来，司汤达的经历足够丰富，这让他不必为缺乏素材而发愁——预备兵团第六骑兵队的龙骑兵校尉；与梅拉妮·吉尔贝的“马赛之恋”；三次随拿破仑走南闯北；马朗戈战役、耶拿战役血战疆场；进过米兰、占过柏林、目睹过莫斯科的熊熊烈火，眼睁睁看着法军在俄罗斯的大溃退……

说到俄罗斯的大撤退，这是司汤达人生的一大拐点：“从莫斯科撤退时，我所见到的人心真相，使我从此对那些粗鄙的、身佩军刀的人们感到嫌恶。正是这些人组成一支军队......”

拿破仑

司汤达毫不避讳他对拿破仑的赞许，在《自我主义者的回忆》、《拿破仑传》和给拜伦的信里，他常常忆及这个法国的骄傲、革命的象征。但，“1814年4月，我和拿破仑一起下台了……”事实上，早前司汤达敏锐的目光就捕捉到拿破仑的失败——他的独裁政治、重新赐封贵族、对战争的狂热...只是他不愿意相信历史的车轮会朝这阴郁的设想滚去，作为一个追随者他仍残存期望。但我们都知道了——1814年4月，败局已定。司汤达的政治生命，这时已告瓦解。在失意落魄的日子里，文学成为他寄情之地，莎士比亚给予他遣词造句的指导；意大利让他重获生活的热情；对“宵小”的关切，令他的文字“有血有肉”。

司汤达崇敬莎士比亚。在《拉辛与莎士比亚》这一论战性的册子中，司汤达对莎翁的推崇，怕是莎翁看了都骄傲：

“一旦我们有了真正的民族悲剧，那时我们就可以越过莎士比亚及其学生席勒。而只有这一天，我们才可以说：比起拉辛来，莎士比亚给了我们更多的愉悦，我们还可以说：为了创造一种真正“意大利民族的悲剧”，我们必须向莎士比亚学习而非拉辛。”

他塑造了许多挣脱旧伦理束缚，为自身幸福竭力划桨，逆流而上的青年男女，他通过这些人物，传达自己对于人的基本权利的肯定，歌颂人生幸福。某种程度上，他的小说是莎士比亚戏剧中在复辟王朝的续写。

司汤达是法国人，字里行间却洋溢着意大利作家的气息，这多少与他战后游走亚平宁半岛有关。在他笔下，留有不少有关意大利艺术家的评传，游记、艺术史、哲学美学的思考，及大量有关意大利的书信日记小说。最有名的，就是长篇《巴马修道院》、小说集《意大利遗事》和令他谤誉交加的《论爱情》了。在《红与黑》中，烧炭党人的字眼也有出现。

但司汤达到底也撇不开高卢人的气质。茨威格论及司汤达的文风，就一针见血:高卢人的气质，使他憎恨一切“含糊不清、云山雾水、夸张虚饰、形容过甚”，而去追求“准确、明晰、简朴”的文风。司汤达本人也在《阿尔芒斯》的自序道:“在这部小说的风格中，读者会发现天真的叙述方式，这一点我不忍改换。我觉得日耳曼式与浪漫式的夸张比什么都乏味。……过分讲究典雅，势必导致呆板，令人敬而远之。……因此，请保留我采用的村野市井的朴实语言。”

《红与黑》剧照

阅读司汤达，绝不应仅仅将其视作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在《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等长篇小说和他的短篇集子中，我们甚至能嗅出一丝浪漫主义的气息。他对于连、对德·瑞纳夫人、对拉·木尔小姐、对玛特尔等人物的勾勒，诚然站在一个冷静审慎的高度，但也不时在议论中流露出饱满的情绪。他比普希金、赫尔岑、莱蒙托夫更早书写“多余人”，不是一昧嘲笑和职责，倒透着人道主义的关怀。

司汤达留心着法兰西乃至欧陆的光怪陆离——《红与黑》的灵感来自于报纸报道的情杀事件；《巴马修道院》与意大利教皇保罗三世的经历有关；《阿尔芒斯》则着眼于复辟的波旁王朝的社会乱象。他曾说:“政治好比是音乐会中间的一声手枪响，它会破坏气氛。”但对于一个作家，政治犹如幽灵，你无法逃脱，焉论骨子里不认怂的司汤达，他的作品从不逃避政治，甚至如一团猛火，烧得人脊背发烫。比起对基督教残存神秘主义的幻想的夏多勃里昂、虔诚的天主教徒雨果、心留保皇思想和哲学上的神秘主义的巴尔扎克，司汤达的笔锋更为决绝，一如许光华所说：“他是个彻底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战士和唯物主义者。”

同时，他的笔尖还不时流露形而上的思考。《红与黑》就有这么一段:

“一个猎人在树林里放了一枪，他的猎物落了下来，他奔过去抓它。他的鞋子碰到一个两尺高的蚁巢，毁坏了蚂蚁的住处，使蚂蚁，它们的卵撒得很远很远...在那些蚂蚁中间，即使是最富有哲理头脑的，它们也永远不能理解这个巨大可怕的东西，猎人的靴子，它以难以置信的速度闯入了它们的住处，事先还有一声伴随着几束微红色火焰、可怕的巨响......”

这般富有象征意义的语句在司汤达的小说中这类话语并不鲜见。《红与黑》，一如司汤达的风格，冷静克制又捉摸不透，情绪的变化藏有对自然法和生活观的思索。这些变化反而有助于我们更好界定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模糊地带，观察那个时代社会“尴尬者”的本真“面目”。而任何时代，都需要有人为“尴尬者”而歌，还原“尴尬者”内心破败的庭院。未必赞颂，但至少不漠视。

是的，比起王公贵胄，他更关心“无路可走”的市井宵小。对于他们，司汤达给予同情的目光，亦有对现实的反思冥想。无论是后拿破仑时代飘摇的法国社会，还是喧嚣与虚空并存的今朝，这世上，于连似乎源源不断，他们为自我而战、为屈辱而战，最终却成为一个个精致的浮萍，寂灭于幻梦。于连们被定格的形象背后，是作为时代边缘人难以言说的苦楚。百年以前，司汤达就对这一问题抱以审视而焦虑的目光，可是还有谁，真的愿意腾出杯盏功夫，再去读那对话于连的文字？

与机械的现实主义者相比，司汤达的身上流露着浓厚的理想气；与同时代被划入浪漫主义的某些作家比较，他又不见后启蒙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颓丧与抗拒。他不逃避时局，写作完全被高亢的热情所左右。勾勒全局的“胆剑篇”背后，是即便政治黑暗悬于文学脖颈，也绝不颓丧逃避的决心。尽管总有新的被压迫者在涌现，尽管沉沉乌云依然未散，如若我们有能力，也绝不应一昧退让。手中有笔，何妨化作胆剑，一如百年前的亨利·贝尔。

司汤达点燃的花火去也匆匆。1842年3月23日，他的故事戛然而止，因为脑溢血，他再也无法整理藏书室里堆陈的“古代的手稿”，和梅里美把酒言欢，或者和巴尔扎克争个不停了。留给我们的，除了那些终将出尘闪耀的巨作，就只有这句简短的话——

米兰人亨利·贝尔，活过、写过、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