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沦落为“经济动物” 文艺作品与国家形象

李  溢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不言而喻，一个国家的文学艺术成就，对其国家的形象起着加减分的作用。古希腊被世界公认为灿烂的文明古国，它的神话、戏剧、哲学功劳卓著。有些经济强国却因缺少重大思想成果和科学成就，而被讥讽为“经济动物”。雨果曾说：“试将莎士比亚从英国取走，请看这个国家的光辉一下子就会削弱多少！莎士比亚使英国变美，他减少了英国与野蛮国家的相似点。”

而历史悠久的泱泱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成就与应有的国家形象还很不相称。对于正在崛起的当代中国来说，繁荣文学艺术，催生伟大的作家、哲学家、思想家，是提高民族文化影响力的当务之急。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语境中，近年来我国文化界、学术界展开了“国家形象与文学艺术关系”的讨论。诸多观点中，也出现了把文学建构国家形象方式窄化的倾向，有人仅从文艺创作上表现我们民族的苦难深重、民族劣根性之类的创作有损国家形象，以此把国家形象等同于作品正面形象，则未免简单。他们希望所有读到中国文艺作品的人对我们国家都产生良好的印象，令每一个外国人夸赞向往，其拳拳爱国之心值得肯定。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如果以“国家形象”为由拒绝文艺作品真实深刻地表现社会生活，不仅无法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相反还将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这会违背文艺创作的真实性原则。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表达，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反映论”来看，社会生活中既存在光明也存在阴暗，既有好人好事，也有坏人坏事，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也既存在着积极面，又存在消极面。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个人都不例外。从文艺“表达论”来看，每个作家对社会生活都会有不同的观察和理解，正是这种不同才构成了创造的基础。如果以塑造“国家形象”为名，拒绝真实地描写社会生活，文艺作品就会变成褒扬好人好事的公益广告。其次，将导致“题材决定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文艺界对“题材决定论”、“塑造高大全”等文艺思想进行了反思。写什么和如何写应当由文艺家自己决定，这在文艺界已形成共识。如果以“国家形象”之名，要求作家只能写什么样的题材，只能如何写，文艺创作的丰富性将大打折扣。同时，还会否定文学史中具有反思批判精神的作家的历史地位。如写《离骚》的屈原，还能不能算爱国诗人？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式的批判现实的诗歌，是不是给唐朝盛世“抹黑”？鲁迅作为写民族劣根性最多的作家，他的作品会简单地让人把阿Q、祥林嫂、孔乙己、人血馒头与中国人的形象联系起来吗？按此道理，西班牙应当憎恨塞万提斯，因为他的小说让人把西班牙人想象成不着边际的唐·吉诃德。法国人应当憎恨巴尔扎克，他会让全世界人把法国人都看成吝啬的葛朗台。